我們可以將中華民族精神的形上內核確立為一個動態的、立體的結構：其中“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構成了橫列的“一體之二元”。
中華民族精神的研究是理論界的熱點之一。相關研究在取得豐富成果的同時也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僅僅從德性或美德這一向度來論衡中華民族精神，二是主要采取列舉具體德目的方式來說明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這就難免局限。就前者言，一種“民族精神”如果只有“德”的向度，那么無論其德性是何等完滿，它都依然是于義有缺的。在個體生命的基本結構中，“德”即德性與“能”即能量（力）構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體之二元。同樣，如果沒有基本的能力做保障，即使是一個再有“德”的民族也不可能生存，更遑論發展。因此，由德與能共同作用的民族奮斗過程，理當在最為集中亦最為鮮明地體現了該民族之最本質的精神特質與風貌的“民族精神”中得到體現。而在以往僅僅從“德”的視角對于中華民族精神的詮釋中，恰恰見不到“能”的痕跡。就后者言，由于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發展中體現出了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風貌與品格，即使列舉得再多，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可能性，因而難免不完整、不深刻。這種狀況應當予以改變。
如果不是僅僅從“德”的視角來討論中華民族精神，我們或許能夠在被張岱年先生看做是中華民族精神之基本內涵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一語中解讀到新的義涵，從而對中華民族精神與“德”、“能”之間的內在關系作出新的探討。這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在根源性上，“德”最初的意思是指“得”，即人類“得道”的過程。人類固然因為“得道”而體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德性，但“道”顯然也同時體現為一種綿延無盡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本身就是“能”。因而，人在因為承接“道”而有德的同時，亦由于與道的聯結而先在地獲得了某種“能”。
第二，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的“健”與“強”本來就內在地包含了狀述人之能力的義涵。它們所組成的復合詞“強健”，其與“能力”相聯系的特色不可謂不鮮明。
第三，正像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思想中總是體現出德性優先、攝智歸仁的意旨一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不僅僅只是狀述了天與士君子之“德”，而是在頌揚其“德”的同時，事實上也展示了其“能”。即以《易傳》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言，我們沒有理由不承認，生生不息既是天地之大德，同時也是天地之大能。同樣，對士君子而言，參贊天地之化育不僅是一種大德，而且同時也是一種大能。乾卦之“文言”指出：“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的這種大德中難道不是蘊涵著一種“大矣哉”的“能”嗎？因此，即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沒有直接從“能”的角度來論說問題，就其實際的結果而言，它也是關聯著、體現著、在某種意義上指向著“能”的。
由此，主要是揭示了民族精神中剛強勁健、勇猛精進一面的自強不息與主要是指向了民族精神中敦厚博大、覆載養育一面的厚德載物，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之內核中既相互貫通又相互補充的兩翼：前者體現了“能”的要求，而后者則直接表現為“德”。而正是“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分別從“能”與“德”兩個方面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之內核的基本內涵。
與此同時，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中，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與時偕行的時中精神。在先秦時代的諸多典籍之中，都有類似于“時中”的論述。而對此最為集中的論述依然是在《易傳》之中出現的。根據相關的統計，“時”在《周易》之中凡五十余見，其中相當部分是強調了與時偕行的時中精神。《易傳》中有多處論說到“時行”。“與時偕行”不僅正是語出《易傳》，而且在其中多見：如《乾·文言》的“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損·彖》的“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彖》的“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等。其意指君子應當隨時而動，根據時的變化而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其目的則是為了做到“時中”即隨時而中，亦即做到與時變相應的、隨時隨處恰到好處。
由此，我們可以將中華民族精神的形上內核確立為一個動態的、立體的結構：其中“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構成了橫列的“一體之二元”。兩者之間不僅具體地體現了剛強勁健、勇猛精進之能與敦厚博大、兼容并包之德，而且在其形上意蘊中在普遍性、一般性的高度包含了剛柔相濟、德能一體的要求。與此同時，無論是自強不息還是厚德載物以及兩者所構成的“二元一體”的具體精神義涵與表現形態，又不是靜止的、凝固的，而是與時偕行、隨時而化、隨時而“中”的。正是這樣一個包容了陰陽與德能從而在一定的意義上“圓滿俱足”同時又是立體而動態的架構成為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在這一結構中，一方面是剛柔相濟、德能一體的精神結構在理論的邏輯上全面包含了人之生命精神的完整內容，體現出了充分的理論涵括力；另一方面，這一結構又不是一成不變、凝固物化的，而是內在地包含了與時偕行且隨時而中的要求，因而其具體內涵、表現形式等又是不斷變化而又總是合理合度的。可以說，正是這樣的內在結構才是與中華民族的泱泱之風相匹配的。（作者李翔海 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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