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會忘掉許多東西，也有一些忘不掉的。我忘不了瀘定縣“革命文物陳列室”里一個焦黑的樹疙瘩。
這個樹疙瘩有一段生動的故事：當年紅軍長征抵達化林，正是風雨交加之夜。饑腸轆轆的指戰員單薄的衣服都濕透了。他們沒有驚擾靜悄悄的村子，在空地上燃起篝火……早晨，村子醒了，紅軍隊伍也已開拔，只留下篝火的灰燼，面對灰燼，村民們除了驚訝就是感動：這是一支他們從未遇到過的軍隊，這是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一位大嫂小心翼翼撥開灰燼，取出沒燃燒完的樹疙瘩，供在自家的神龕里。這個不起眼的東西，就這樣成了陳列室特殊的展品。
我想起了古田會議紀念館展櫥里的一塊包袱布。我第一次走到它面前時就被其深深吸引，布是白棉布，上面用毛筆歪歪斜斜寫著“六項注意”，有的字還是錯別字，顯而易見，書寫者文化程度并不高。人民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從這“六項注意”發展而來的。這一支軍隊為什么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秘密就在這里。
古田會議紀念館里還有一件展品吸引觀眾眼球：一塊土墻。1929年，紅軍在漳平官田用了老百姓的東西，留下錢，在墻上寫下留言。猶如文物考古工作者揭取珍貴的古代壁畫，那塊寫著紅軍留言的墻被老百姓隱藏下來，兩者不同的是，后者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因為反動派對與紅軍有關聯的人格殺勿論。
這塊土墻和那個樹疙瘩對應那件包袱布，說明“六項注意”不是空話，紅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是不折不扣地做的。人民子弟兵和人民血脈相連。
我認識古田的老紅軍馬其昌，夏收夏種時他多次到我插隊落戶的生產隊參加割稻和插秧，他告訴我，紅軍到古田時，他是長工，正在田里勞作，丟下鋤頭，連回住地拿換洗的衣服都沒有，就赤腳跟著紅軍走了。為什么？他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跟紅軍走不會錯。馬老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新中國成立后，先是在連城縣當副縣長，解甲歸農后回古田八甲居住。八甲離我們生產隊竹嶺凹頭四公里路，他帶把鐮刀就來義務勞動了。幾十年來，他保持勞動本色，也沒忘記軍隊的紀律，到我們村子里勞動還自帶飯包。
1983年夏，我參加閩贛作家訪問團，沿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路線采訪。
根據楊成武《憶長征》的回憶，我們在安順場找到大渡河畔老船工帥士高。已是七月，他穿著粗布衣裳，袖筒和褲管半卷著，腳上布鞋有一只開了口，戴一頂褐色圓帽，左眼球有些渾濁，右眼窩空洞無物。我們副團長柳名理遞上一根香煙，他雙手畢恭畢敬接過去。他過于謙卑，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們圍坐在土屋天井旁的矮凳和木頭上，聽帥大伯講半個世紀前那場永垂史冊的戰斗。那時川軍已經燒毀絕大部分船只，有兩艘船在對岸，此岸只留一艘船。正是這一條唯一的船，載著紅軍突破大渡河封鎖。帥士高是這條船上八個英雄船工中的一個，他用平緩的口吻講述那驚心動魄的一幕：船到河心，忽然不聽使喚，被急流一推幾十米，撞到礁石上，我們用手拼死撐著巖石。如果讓船再滑下去，非被下流的漩渦吞掉不可。我們四個船工跳下淺灘，用背死頂著船，頭破血流骨頭咯咯響。另四個船工用竹篙拼命撐著。浪花劈頭蓋臉，子彈就在耳邊飛，有人傷了，有人倒下了。在重火力掩護下，我們搶渡成功了。真難以想象，如果沒有人民用肩頂用手撐用生命推動，中國革命之船能渡過洶涌澎湃的激流？
蘭州皋蘭山下，我們拜訪《長征組歌》詞作者肖華大將。當時他任蘭州軍區第一政委。我們想讓他講講《長征組歌》歌詞的創作過程，他笑了：“那沒什么好講的。你們沿紅軍長征的路走，有沒有想到，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民心！長征經過的最艱苦的地方大多是少數民族地區，沒有各兄弟民族的支持，就沒有長征的勝利！……”
當年，甘肅的交通狀況不太好，沒有長途車到臘子口和哈達鋪。肖政委派了一輛吉普車送我們去。哈達鋪鄉長和文化站長熱情地接待我們，指著正在維修的一間房子說，那是當年的郵政代辦所。那時，正是從這里獲得敵人一張報紙，知道：“陜北徐海東、劉志丹匪部活動猖獗”，紅軍才知道陜北還有塊根據地，毛主席才決定向陜北進發。紅軍在哈達鋪休整，從司令員到炊事員，每人發給一元大洋，口號是“大家要吃得好”。哈達鋪當時的東西很便宜，一擔菜只賣幾角錢，十個雞蛋一角錢，二角錢可以買一只雞，二元錢可以買一只大肥羊，一頭150斤重的豬也不過值七八元錢。哈達鋪是回民聚居的地區，為此，中央軍委特地頒發《回民地區守則》，規定不能擅入清真寺，不能隨意借用回民的器皿，不能在回民房東家殺豬和吃豬肉。我們黨和軍隊，時時關注的就是民心。民心是我們立于不敗之地的根基。
軍旗飄揚，至今90周年了。顯而易見，人民軍隊之所以永立不敗之地，是因為心中牢記人民。青山不老綠水長！（陳志銘）
來源：人民日報 201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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