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原縣委書記李吉高突然被湖北省紀委調查了，他是16年來監利第四個被查處的縣委書記。
據悉，李吉高是在2月24日被湖北省紀委帶走的。當時，他正以荊州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的身份，出席市里的一個會議。
事實上，2011年8月，李吉高從監利縣委書記任上突然被調離時，監利官員就感到不妙。李吉高之前的三任縣委書記，都是先突然調離，然后隔一段時間再被查處。
正是在李吉高調離的8月，湖北省糧食局副局長余日福被查處。他正是李吉高在監利縣委書記位置上的前任。接近湖北省紀委的官員說，余日福涉嫌賣地受賄等問題。
而在余日福之前，兩任監利縣委書記楊道洲、杜在新，已在8年前先后被查處。當時他們一個正在黃岡當副市長，一個是荊州市委副秘書長。
自1997年楊道洲上任開始，16年間，監利縣前后四任縣委書記“前腐后繼”，提供了一部縣委書記腐敗的突出樣本。
一位當地的官員證實，李吉高落馬的主要原因是“濫用干部，買官賣官”。2010年10月，湖北省委巡視組在監利巡視期間，收到了一封特殊的舉報信，矛頭直指縣委書記李吉高的用人腐敗問題。
舉報信中的《2008年—2010年監利新提拔任用干部社會關系表》內容顯示，某省級領導，有多名親戚在該縣核心部門擔任一二把手。一名北京商人，在監利就安排了四名部門負責人。一位知情官員指著表中某領導親戚的名說，他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從一個股長升到局長，過去起碼要5年。
李吉高曾在全縣黨員干部大會上表示，“成熟一個，提拔一個”。有知情人說，李吉高甚至連一個派出所長的任免他都要親自過問。
2010年8月，監利縣人大以“能力太差”為由，否決了林業局長和住建局長的任命。不過在兩個月后的第二次投票中，人大又重新通過了。“縣委書記兼人大主任，最后你不聽他的，能怎么辦?”監利縣一位人大常委說。
李吉高在用人問題上引發監利官員的公開不滿。監利一位副縣級官員回憶，一次常委會上，有常委發牢騷：“對上面打招呼的人提得太多，會導致下邊干部不思進取，只想找關系。”李吉高說：“我不提拔這些人提拔誰?以后我們跑項目、有困難，去北京去省里找誰?我這也是為監利發展著想!”
在監利官員印象中，李吉高也的確三天兩頭就往北京、武漢跑。
李吉高的前任們，除余日福外，從楊道洲到杜在新，無一例外都涉及買官賣官。楊道洲、杜在新剛來監利的那會兒，同樣十分自律。1997年春節一過，楊道洲就把財政局長找來，將春節里收的禮金全部上交，還附上人名。2000年底，棋盤鄉黨委書記柳某以老同學名義送給杜在新20只洪湖麻鴨，杜馬上給司機、秘書們分了。
但在復雜的人情關系面前，楊杜二人廉潔的堤壩很快就坍塌了。
杜在新的判決書稱，一年三節，光下屬們送他的煙酒價值就數以萬計，其中多數是妻子唐某收下的。后來唐某因病住院，幾乎所有鄉鎮和10多個縣直部門的領導去探望，走的時候少則給2000，多則給1萬。
陽光大酒店是監利最好的酒店之一。李吉高的前任余日福，很長一段時間都喜歡住在酒店的608號總統套房。有干部晚上找他辦事，敲了半天門也沒人應。他也從不接下屬的電話，就算跟副書記也都是短信往來。
余日福上任時，面對楊、杜二人的前車之鑒，刻意跟監利干部保持距離，在用人問題上“滴水不漏”。“他臨走時才提拔了幾個人。”一位監利官員說。
余日福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和商人的親密關系，以及為商人兩肋插刀的“情義”。
2009年12月，監利縣人大否決了余日福2007年簽的一份“條約”。8388萬元，這原本是荊州華鼎地產公司競拍一塊459.2畝土地的價格。但根據余日福和華鼎秘密簽署的“補充協議”，政府必須減免4769萬的稅收，再刨去“三通一平”花掉的3100萬，算下來，每畝土地出讓金只有1.1萬元。
更匪夷所思的是，“補充協議”還規定，華鼎從事房產開發的三年內，監利縣不再審批商品房開發，不再允許集資建房。這意味著監利整個房產開發市場幾乎被華鼎壟斷。帶著政府的“護身符”，短短兩三年，華鼎就把監利房價從每平米690元炒到3200元。
打著招商引資的幌子賤賣土地，余日福的這一做法，比起他的前任們，顯然要技高一籌。
1997年，楊道洲上任。當時監利和國內其他城市一樣，開啟了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一直沉浸在“湖北產糧冠軍”驕傲中的監利，留給楊道洲的除了垂死掙扎的幾家生產糧棉的國企，工業幾乎一片空白。在此氛圍下，楊道洲開始大搞基建工程，尋租閘門由此洞開。
現在監利縣城幾條主干道，都是楊道洲的主要政績。那幾年里，有一位不為人知的包工頭，將監利幾乎所有的大型工程盡入囊中。判決書稱，楊道洲曾4次收受這位包工頭賄賂財物共計3萬元。
修幾條主干道，并沒有改變監利工業落后的面貌。2000年杜在新接任之后，第一個大手筆就是搞一橋兩路工程——連接湖南岳陽的荊岳長江大橋，以及岳南高速公路和監洪高速公路。
中學教師出身的杜在新，盡管給人感覺“膽子比楊道洲小多了”，但和商人之間的交易比楊道洲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杜在新受賄的54萬多元中，最大的一筆是深圳一加油站老板送的5萬元。杜給他的回報是，跟有關部門打招呼，同意他在岳南高速上建了個加油站。
而杜的這些“事跡”，和后來的余日福，就不能相比了。2004年，余日福到任監利后沒多久，“余瘋子”的綽號就暗暗流傳。在他手里，一場瘋狂造城運動開始了。短短三四年間，監利縣城從原先的15平方公里擴充到25平方公里，在征地拆遷、土地平整、招商引資過程中出現了大量官商勾結行為。
余日福和商人的關系不再局限于小打小鬧的人情交易，而是更加大膽。他曾將監利縣城最好的兩所高中——監利中學和監利一中賣給一個女商人，這個女商人同時也是上述華鼎地產的大股東之一。
跟后來和華鼎地產簽訂“條約”一樣，余日福賣掉學校的過程非常保密。班子會上有名人大副主任剛提出不同意見，余馬上安排紀委書記找他談話，要他提高認識，這位官員很知趣地把意見撤回了。
縣委書記繼續升遷路窄，政績工程是決定能否升遷的關鍵。
監利縣城一處被肢解的小樓旁，五星紅旗仍在空中飄著。2011年3月30日午夜，十多名壯漢將酣睡中的兩家共7人拉出，對這幢擁有土地使用證的合法房產進行強拆。
在政績和財政的雙重壓力下，監利縣的暴力強拆，是李吉高將土地財政發揮到極致的生動寫照。一位熟悉內情的官員說，僅2010年前10個月，監利光賣地就賣了7億。
李吉高在延續著余日福圈地造城的瘋狂。當年余日福上任后的第一個舉措，是江城大道的整新擴寬工程。路旁碗口粗的樟樹，被全部鏟掉，整個工程花了3500萬。但在公眾眼中這是個花架子工程——監利人口密集的車站路口一盞路燈都沒有，但空蕩蕩的江城大道卻整夜亮著燈。
余日福為了建工業園區，圈地千畝，花了十多億，幾乎是前五年的4倍。今天放眼望去，許多地塊依然荒草叢生。監利上述熟悉內情的官員透露，工業園“對外號稱招商引資了好多億，但工業園建成第一年的稅收才8萬元。三十多家企業，開工不到三分之一”。
有位外地商人曾打算到監利投資，但在發現監利最好的建筑是政府大樓后，就放棄了。“行政成本太高。”他說。這棟造價過億的政府大樓，同樣是余日福的政績之一。
許多人并不知道，工業化是監利幾任縣委書記的共同夢想。
1996年和1998年的兩場特大洪水，讓楊道洲縱使想發展工業也無能為力。借錢修路，成為他留在監利人心中最深的印記，為此欠了一屁股的債。
但在上級眼中，這卻是他敢作敢為的證明。一位曾經參與考核楊道洲的老干部對楊的評價是：“敢于拿大措施、做大動作，是個難得的將才。”2000年，楊道洲升任荊州市副市長。
杜在新2000年接手監利時，用“受命于危難之際”來形容自己的感受。當時，監利的工業被周邊的仙桃、潛江甩在后頭，“農民真苦”已成監利的符號。
杜當時的思路有兩個，一個是“以水富民”——依靠監利的水資源發展養殖業。“他來的時候，居民銀行儲蓄只有14億，水文章做了三年之后就有26億。”杜在新時代的一位鄉黨委書記回憶，當時鄉里存款二十多萬元的人家多的是。
另一個是“以工興縣”，但發展卻舉步維艱。2000年，監利工業稅收只有少得可憐的2000萬。據杜后來回憶，僅有的幾家浙江小企業落戶監利，還是靠時任湖北省委領導牽線。
杜在新被查處前，是荊州市委副秘書長。他的繼任者命運一個比一個好，余日福被查處時是廳級干部。李吉高趕上了2010年湖北省委組織部門“副廳級縣委書記”高配的東風。
湖北省委巡視組官員說，這是把雙刃劍，“高配后，縣委書記經濟審批權反而增多，更難以監督。”
監利四任縣委書記腐敗，令當地官員提及干部異地交流制度中一些不能忽視的缺陷。監利過去四任縣委書記，幾乎都是從附近縣市調來。
“中國是鄉土社會，本地人做縣委書記，要考慮自己在當地的名聲，但外來的則無所謂。”監利一位職能部門負責人說，余日福從沒把自己當監利人。“開大會時，他開口閉口，我為你們監利干部感到悲哀，你們工作能力差，素質不高。”
自2010年3月開始，湖北首次展開對縣級的專項巡視。在監利巡視期間，巡視組接到了對縣委書記的舉報。
四任縣委書記，都是先調離再被查處。“除非是特別惡性，一般都是等換屆之后再查。”上述湖北省委巡視組官員說，尤其到11月，一年工作要結束，動縣委書記，對地方經濟和干部穩定沖擊很大。
“如果把問題書記先調走，地方上更穩定一些。”上述湖北省委巡視組官員說，同級官員也希望他調走，“在考核時與其說他壞，不如說他好，說他壞可能他還在這里。”
四任縣委書記被查，讓監利“腐敗”名聲在外。一位在監利一核心部門任要職的官員回憶，他到外地出差，對方看他的眼神都不對勁，“有次跟外地一官員解釋了半天，他還是篤信監利農民很苦，官員很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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