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李培英貪污受賄案警示錄
首都國際機場有著“第一國門”之稱，而作為其“掌門人”的李培英也曾顯赫一時。但2009年2月10日，對于李培英來說，卻是一個黑色的日子。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貪污罪、受賄罪判處其死刑。李培英終于品嘗了猶如劍鋒懸頭一般冰冷的毀滅之感。那時，這個曾對辦案人員說“把‘死有余辜’一詞用在我身上也不過分”的李培英，心中還留存“僥幸逃過一死”的念頭。然而，7月6日上午山東省高院維持一審判決的判決，讓李培英聽到了死神的腳步聲。8月7日，經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李被執行死刑。
一個國有大型企業的董事長，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領導干部，為什么會肆無忌憚地利用黨和人民給予的權力近乎瘋狂地貪污受賄斂財，從而走上一條自我毀滅的不歸之路呢？
用3500萬元的公款還上賭債后不到10天，又賭輸了620萬元
首都機場公司注冊資金50億元，總資產538億元，還全資擁有國內15家機場，參股了2家機場，被譽為中國機場公司的“航母”。在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李培英也意氣風發地走上了領導崗位。然而此時的李培英想的不是如何開拓創新，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是將手中的權力與金錢放在了同一個天平上，把權和錢放在一起比較的結果是:權已經有了，缺的是錢！
此時的李培英已喪失了最根本的廉潔意識，貪欲之門大開。他為自己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個體戶有什么本事，身價幾千萬、上億，心里面也不服這個氣，覺得我怎么就不可以……”
于是，大權在握的李培英也就有了大手筆的“表演”:
深圳一輝實業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麥某為了能巴結上李培英，以李培英的名字辦理了一張長城信用卡送給他，并陸續存入10萬元，李培英個人消費7萬多元。不過很快，麥某就發現李培英的興趣不在于此。小試牛刀后，麥某得出了結論:“李培英不是小恩小惠就能打動的人，不能用這種小市民的做法。”“你要投其所好！”
很快麥某就發現，李培英喜歡豪賭。賭博需要錢啊，要李從工資里拿錢是不可能的事。沒有錢又喜歡去賭，自然要找到愿意出錢的人，而這樣的人不請自來。麥某有幸成為其中一員。
1998年至2001年，在麥某的陪同下，李培英先后14次去澳門賭博，賭場上的李培英就像抽了“大煙”一樣，什么都不想，兩只眼睛直直地盯著籌碼，就看是贏是輸。
李培英由一開始的5000元、一萬元、五萬元發展到后來的出手就是幾百萬元！最多的時候李培英一次下注就輸了600萬元，錢在李培英的賭桌上真的不值錢了！“成百萬的輸了五六次，到那個時候就把錢當成塑料牌了！”李培英作了如是的詮釋。
李培英在賭桌上聲勢浩大，出手闊綽，賭場待他如上賓，有專門的“馬仔”貼心侍候，端茶送水，無微不至！還有私企老板為自己出賭資，李培英在澳門賭場里過著神仙般的逍遙生活，大有樂不思“蜀”之感！
賭性發作的李培英不僅在澳門賭，而且假借公出之名“周游”世界各地的賭場。
“不知不覺”中，李培英已輸掉賭資2700余萬元港幣，賭債均由麥某提供擔保并通過深圳的地下錢莊為其墊付。
賭債是個無底洞，麥的公司已經沒有錢為其還債了。于是麥某到北京找李培英要債。
等人家開始要賭債的時候，李培英害怕了。此時的李培英很清楚：“賭債是不能欠的，沒準會對生命有威脅，對自己的位置更有威脅！”
一定要想辦法渡過“難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時的李培英竟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賭債，也就只能被人家牽著鼻子走了。
李培英問麥：“你要多少錢？”麥老板毫不含糊地張嘴就是3500萬元！有把柄在別人手里，明知是連蒙帶騙，李也只有認了。
3500萬元可不是個小數，自掏腰包是不可能的，李培英首先想到的是公款！直接從單位拿錢太顯眼，怎么辦?他頗動了一番腦筋，正好單位有委托理財的錢在外面，就從這里調！
李培英大筆一揮，從首都機場委托給中國民族信托公司的理財資金中私自轉走了3500萬元，巨額的公款就這樣揮霍在了賭場上!
還完錢后不到10天，李培英一時間手癢，又去了澳門。他連續兩個通宵沒睡覺，在澳門賭場“鏖戰”，結果又輸了620萬元，連陪他去的私人老板都看不過眼了，勸他：“輸得差不多了，趕緊走吧。”
由于沒有人幫李培英還這筆賬，這筆賭債一直拖了一年，按照賭場加收利息的規矩已達800余萬元港幣。正一籌莫展之際，某私營老板覃某送上門來了，于是李培英獅子大張口，一下子便索要了1000萬元。
作為回報，李培英先后利用投資、擔保等方式為覃某提供6.3億元的資金支持。
此時已沒有人敢陪李培英去賭了，他索性一個人到澳門賭博又輸了400萬。
為了還這筆賭債，李培英在要錢的方式上也耍起了手腕，以麥某欠債要還錢的名義向一個香港老板蔡某索要400萬元港幣。
為了賭博，一個電話就可以調來數百萬的現金。為什么這些老板能夠心甘情愿地給李培英送錢還賭債呢？
李培英的心里比誰都清楚：“這是無利不起早，你不幫他忙，人家也不會幫你。”“我們有資金啊，貸款也好、擔保也好，幫他拆借也好，都能幫助他發展他公司的業務嘛！”
權錢交易的勾當昭然若揭！李培英作為國企負責人，一邊是從私企老板手中源源不斷地拿到賭資，另一邊是從國有資產中掏空了數億元的資金。
大權獨攬，獨斷專行
大筆一揮從理財金中轉走4000萬元，還“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賬做平了
早在1995年出任機場黨委書記、副總經理時，李培英的內心深處就開始涌動起一股暗流。李培英坦言：“當了機場副總的時候，開始有官的概念了。”
第一次有了官的概念，第一次有了權力，這對出身農家的李培英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改變，隨之而來他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悄然的變化。他善于交際，更樂于交際，于是乎花了大量的時間用于“迎來送往”。
在面對朋友的請托時，與其說有了權力的李培英有了幫人辦事的底氣，倒不如說是找到了炫耀自己擁有權力的機會。
“當了一把手之后，感覺沒有自己干不成的事，也沒有自己辦不了的事，上上下下關系也都比較通，這個時候開始飄飄然了。”
這種改變也慢慢開始在工作中有所顯露。
1999年機場股份公司上市需要給證監會報送材料，本來應該由集體決定的事項，李培英卻自編自演了一場“獨角戲”——
首都機場集團一負責人說：“我根本不知道這些文件的內容，也不知道什么時候開的會，什么時候討論的。但是居然寫著某月某日已經開過會，而且會議的名單當中居然有我。”
此時的李培英集經營、人、財、物大權于一身，下屬唯李培英的命令是從，憑一句話、一個批示，李培英就能隨意調動大筆企業資金，制度規定早已經形同虛設。“基本自己一個人說了算，大家也都聽我的，也配合，這個事讓財務辦也就辦了，讓投資公司辦也就辦了。”當時的李培英可謂一言九鼎！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體驗”，李培英以后的日子里膽子就更大了。
2000年9月，李培英支出4000萬元，與他人一起成立了北京海問創業技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李培英擔任公司董事長、法定代表人。從2000年9月至2007年6月案發，李培英從未向首都機場領導班子通報過投資入股海創公司的事，也未通知單位有關職能部門對海創公司進行監管，首都機場的檔案材料中也無入股海創公司的記載。2007年4月，李培英個人從海創公司分得董事費12萬元。原來，2000年12月，李培英借機場集團、機場股份委托北廣聯理財之機，產生貪念，將此4000萬元作為虧空打包轉給北廣聯，如此一循環，4000萬元就被其個人控制、支配、占有，而且賬面上早已做平此款。
還是那個麥某，1996年將自己的公司掛靠首都機場名下，1998年6月到2000年6月，李培英為麥某提供貸款擔保總計3.9億元。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不，那個曾給過李培英“幫助”的覃某，也向李培英提出了“特殊照顧”的要求。
2002年6月，李培英利用擔任機場集團總經理的職務便利，接受卓京公司老板覃某請托，安排機場建投以合作開發上海香樟花園的名義為卓京公司提供資金9000萬元，期限3個月；2002年9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機場建投以合作開發上海香樟花園的名義為卓京公司提供資金9000萬元，期限3個月；同年8月，李培英安排機場建投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3億元，期限一周；同年9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機場建投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1.5億元，期限18天。截至目前，卓京公司仍有2.06億元本金及部分利息尚未歸還。
作為回報，覃某除了幫助李培英還了1000萬元的賭債，還送給李在美國讀書的兒子100萬美元。2003年11月的一天，李培英以有事需用錢為名向覃某索要50萬元現金。當天晚上，覃某又將40萬元送給李培英。
欲壑難填，拆了東墻補西墻
國家虧了2.6億多元，自己卻有了8250萬元的“零用錢”
首都機場集團作為國有大型企業，國家為幫其發展壯大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李培英作為“一把手”，掌握著巨大的經濟資源，而當其把權力當作攫取私利的工具的時候，就意味著國有資產的巨大損失。
2000年初，李培英決定將機場集團、機場股份的5億元資金委托中國民族國際信托投資有限公司理財。中民信用理財資金購買大量股票，2000年下半年，該股票出現較大虧損，作為決策者的李培英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這期間，李培英還暗地從這筆理財資金中私自轉走8250萬元。在提錢的過程中，狡猾的李培英為了掩蓋自己的行徑，并不是直接從賬戶里面提取，而是轉到了其他的賬戶，又分別往下轉到若干個賬戶，最后提走支票。此時，李培英轉走的錢加上理財損失已經達到2.6億多元。為彌補這些損失，李培英動用了自己苦心經營的關系網，找到了華聞控股下屬北廣聯公司。作為條件，機場集團要追加10億元資金交給北廣聯委托理財。在簽訂協議的時候，資產委托協議的收益率比正常的要低，等于最終還是由首都機場承擔了理財的虧空。用機場的錢還了機場的賬，而且從表面上看，等融資期滿后，首都機場賬上會顯示本金全部歸還，還有一定收益入賬。
多么精心的設計!轉來轉去賺自家，虧來虧去虧國家！本為賺錢的理財投資，國家虧了2.6億多元，而李培英自己卻有了8250萬元的“零用錢”!
有了8250萬元的“零用錢”，李培英用其中的3500萬元還了賭債。1998年，李培英的親屬等3人出資750萬元以機場商貿名義投資黃河股份，由于產生了股權轉讓糾紛不能回購股份，750萬的股票眼看就要成為一堆廢紙。這個時候李培英為了家人的利益又從這筆資金中劃出了750萬元。還有4000萬元是用于前邊提到的海創公司的投資。
辦案人員介紹說：“此案涉案數額特別巨大，造成的損失也特別巨大。至今尚有6個多億的資金沒有收回。”
如此巨額的國有資產，在李培英的手里揮霍，對于自己的責任，李培英也不是毫無感覺。事發后，李培英對辦案人員懺悔道：“觸目驚心，把‘死有余辜’這個詞用在我身上也不過分。”
多行不義必自斃！2009年7月6日上午，山東省高院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判決：李培英貪污8250萬元，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受賄2661.44萬余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兩罪并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
喪鐘為腐敗分子而鳴，警鐘給領導干部敲響
李培英走上貪污受賄的不歸路，教訓深刻而慘痛。
翻開李培英的履歷，他1950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廣平縣的一個農民家庭，1968年中學畢業后當兵，1969年成為我國較早的一批飛行學員中的一員，并且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88年民航體制改革，李培英被分配到了首都國際機場。由于工作出色，不久，李培英便當上了機場公安分局的局長。先后出任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集團公司總裁、黨委副書記、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2002年12月任首都機場集團總經理、黨組書記（后改任黨組成員）；2007年1月任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縱觀李培英的成長軌跡，應當說他出身貧寒，有一個苦難的童年；曾經勤奮工作，有一個奮斗的青年；曾經事業有成，有一個輝煌的成年；最終卻走向了墮落，以悲劇的晚年收場。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培英的蛻變，是他長期以來放松學習，忽視主觀世界改造的必然結果。隨著職務的提升，李培英并沒有加強學習，反而終日忙于各種應酬，把學習完全當成了可有可無的事情。在首都機場集團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李培英的學習筆記只有短短的一頁。正如李培英自己所說：“學來的東西基本上都裝到了‘手電筒’里，去照別人的多了，很少用來照自己。”學習越來越少，自我要求越來越松，直接導致了他信仰褪色，精神空虛，逐漸成為熱衷于尋求刺激，沉湎于賭博不能自拔的賭徒。為了償還欠下的巨額賭債，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手中的權力，利用職務便利大肆貪污公款、收受賄賂。從最初一次收受幾十萬發展成后來一次收受上千萬，從最初的推讓客氣、猶豫再三到后來明目張膽、大肆索賄，就這樣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淵。
國有企業外部監督不到位，內部管理不嚴格，是李培英走向犯罪深淵的客觀原因。有關單位設立了首都機場集團公司監事會，但監事會成員每年只是象征性地到首都機場了解情況，并未通過有效手段深入檢查公司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隱患。外部監督有如“牛欄關貓”，對李培英根本沒有制約作用；而集團公司制定的規章制度在李培英眼里根本就是“紙上劃劃、墻上掛掛”的東西，對他完全沒有約束力。
外部監督的失效、內部管理的失控，致使李培英逐漸有了“天馬行空”的感覺，把企業自主經營變成了領導干部個人經營，在違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李培英留下的教訓值得人們深思和汲取。
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加強世界觀改造，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李培英是一個有著38年黨齡，從戰士、飛行學員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國有大型企業領導干部。隨著職務的升遷，特別是擔任機場集團主要領導后，放松了學習和世界觀改造，自甘墮落，直至發展到大肆貪污受賄。李培英案件再次說明，領導干部不論職務高低，如果背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將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作違法犯罪、謀取私利的手段，必然遭受政治上身敗名裂、經濟上傾家蕩產的可悲下場。
要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要建立健全民主生活會、述職述廉、誡勉談話、黨內詢問和質詢、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等制度，真正從體制和制度上保證各級領導干部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認真履行職責，加大預防力度，治病于未發之時；發現同志有問題要早打招呼，早提醒；對腐敗分子，要像扁鵲那樣動手術、下猛藥，務必嚴肅查處。
……
悲劇不應重演，悲劇也不能再重演！
喪鐘為腐敗分子而鳴，警鐘給領導干部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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