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8月12日，河南省蘭考縣。焦裕祿在公社書記會議上講話，教育干部走群眾路線，帶頭深入實際查找問題。正是他的這次講話，不經意間迸出了那朵極富哲理的思想火花——蹲下去才能看到螞蟻！
怎樣“蹲”下去？焦裕祿要求領導干部發揚土改時的優良作風，認真深入到農村各家各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使干部群眾打成一片，在實踐中獲取真知。
同吃——
要求干部與農民一起吃農家飯
上世紀60年代，農村沒有飯店。干部下鄉，必須自帶糧票和菜金，在農民家搭伙就餐。焦裕祿提出，干部與農民同吃，要深入“飯場”。
當時的農村，每到吃飯的時候，大家總愛端著飯碗出來，三五成群，邊吃邊聊。久而久之，街頭、樹下，一些稍寬敞的地方，就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飯場”，而家長里短、村社新聞、生產救災等，就會成為飯場談論的內容。
顯然，在焦裕祿看來，吃飯不是目的，只是一種媒介；通過與農民一起吃飯，與他們交朋友，聽真想法、了解實情才是最終目的。
有名干部下鄉不想吃農家飯，宣稱農家粗糧瓜菜吃不飽，還給群眾添麻煩，于是自己偷偷開小灶。焦裕祿發現后，嚴厲批評他：“啥叫與群眾同甘共苦？群眾能吃的飯，咱為啥不能吃？你這樣做就是找借口、圖享受，就是忘本。你不吃貧下中農的飯，咋知道他們的疾苦？你不去農民家里吃住，咋能了解真實情況？不剎住這股歪風，我們還談什么為黨工作，怎樣為人民謀福利？”
焦裕祿不僅嚴肅批評了這名干部，還以此為鑒，給全縣干部下鄉立下規矩：吃飯必須和群眾在一起。
執行規矩從自身做起。焦裕祿當時已患有嚴重胃病，但從不搞特殊。他曾連續三個月住在葡萄架村大隊調查情況，不管在哪家吃飯，每天都會交一斤二兩的糧票和四毛錢作為伙食費。有的農戶家境稍好一點，焦裕祿能吃到饃；遇到貧困的農戶，他就一起吃蘿卜纓、木薯等，糧票和菜金一分也不少。
1963年2月1日，焦裕祿到土山寨查找貧困原因，在農民曹玉英家吃飯。但曹玉英家沒有糧食，只能同吃蒸紅薯葉。當晚，焦裕祿胃疼得厲害，同行的縣委秘書給他買來兩個燒餅。焦裕祿嚴厲批評了秘書：“群眾能吃的飯，咱也能吃；群眾能過的日子，咱也能過。”他喊來農家孩子，把燒餅分給他們。
2月12日，在城關區檢查救災時，焦裕祿在新韓陵小學吃飯。校長安排食堂給炒了幾個雞蛋。焦裕祿見老師們吃的是紅薯粉，堅決把雞蛋退回去，要了半碗紅薯粉，到“飯場”和老師們邊吃邊聊，其樂融融。
不僅與群眾一起吃，而且堅決做到吃一樣的飯——在焦裕祿身上，黨的群眾路線的作風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這樣的干部，不用喊口號，群眾就會跟著走。倘若書記吃雞蛋，老師吃紅薯粉，那還算黨的干部嗎？
同住——
要求干部自帶被褥和農民住在一起
同住，可以彼此聊天、談心，最大程度拉近與群眾距離。但同住最大的難點是擾民。群眾的私宅，干部不宜輕易入住，否則，既會給群眾生活帶來尷尬，也不利于工作的開展，甚至引起群眾的抵觸情緒。
私宅既然不能住，那就選擇公房。對此，焦裕祿提出要求：“深入牛屋。”
當時的蘭考，農村的公房有三種：一是倉庫，屬于經濟重地，按規定禁止入住。二是大隊部、村辦公室，屬于鄉村公共事務管理場所，入住則影響公務，且農民在辦公室談話比較拘謹，很難獲得真實信息。第三就是牛屋，飼養牲畜的地方，是農村最為“接地氣”的場所，干部住在這里，既不影響群眾休息，又能隨時出發開展工作。鄉村牛屋往往是人氣最旺的地方，被稱為“草根會議室”，大家稍有空閑，就喜歡聚在一起侃大山，最真實的聲音、最基層的信息就在這“群聊”之中獲得了。
焦裕祿之所以能一語中的，指出牛屋是干部深入群眾的最好住處，是提前做足了功課的。他1962年12月6日履職蘭考，3天后就來到城關區老韓陵村的牛屋，與農民飼養員蕭位芬同住地鋪，結下深厚友誼。就是在這個牛屋里，焦裕祿和蕭位芬一起比較30多種樹木，最終制定了蘭考治理“三害”標志性方案——種泡桐。
1963年一年時間，焦裕祿帶領干部群眾在全縣推廣種植了5萬畝泡桐。蕭位芬不會想到，正是他與焦裕祿的“牛屋談話”，使蘭考人民在治“三害”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多年以后，在泡桐成林、綠色成海的蘭考，有一個導演想拍攝一部長篇電視劇。根據拍攝需要，導演提出要在當地找一處大點的沙荒地，再現蘭考當年“三害”肆虐的情景。這讓蘭考人很為難：“上哪兒去找呀？蘭考現在真是沒有大片的沙荒地了。”
如今，矗立在焦裕祿干部學院門前的那棵20多米高的巨桐，被群眾親切地稱為“焦桐”。它是1963年3月焦裕祿親手種下的。半年后，他在這棵幼苗旁，留下了一張經典的合影。
同勞動——
將干部參加勞動制度化
到蘭考后，焦裕祿與班子成員研究后作出規定，領導干部每年必須安排一定的時間到農村蹲點，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縣委書記和縣長帶頭，選最窮的地方。直到今天，當地百姓還清楚記得，縣委書記焦裕祿蹲點在老韓陵，縣長張欽禮蹲點在張莊。
焦裕祿給自己定下規矩，將生產勞動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他下鄉時下地勞動，不下鄉時就在機關附近勞動，走到哪干到哪。正因為他將“勞動”二字時刻帶在身上，全縣90%的群眾都見過他，稱他“跟咱一樣的莊戶人”；而身為縣委書記的他，捧起鹽堿土舔一舔，就能道得出“咸的是鹽，涼的是硝，又騷又辣又苦的是馬尿堿”這樣專業的農家知識。
干部參加勞動，一方面能塑造干部正確的勞動觀念，從思想感情上接近群眾，防止因長期坐辦公室而產生欺騙上級的形式主義和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另一方面，也能隨時發現和解決生產救災中的問題，為科學施策提供了準確的現實依據。
焦裕祿下鄉，經常帶兩樣工具，一是自行車，另一個就是鐵鍬。為查清蘭考的土質狀況，掌握第一手資料，他每到鹽堿灘、沙荒地，總要用鐵鍬挖一挖，看看下面的土壤成分。1963年4月15日，他和縣委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從許貢莊到韓村，每走十幾步就挖一個坑，一直挖了2公里，終于發現韓村西南的沙荒地2尺以下是淤土。焦裕祿立即組織當地干部群眾墾荒，播種了30多畝玉米。韓村人又擴大戰果，用同樣的方法接連勘察出700多畝荒地。
1963年10月底，焦裕祿來到堌陽公社的范場、牛場、李場檢查秋收，與群眾一起收紅薯。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牛場12大隊收過的一分紅薯地里，復收出40斤。焦裕祿當場批評生產隊干部：“1分地丟掉40斤，你們種了71畝，就丟掉28400斤，每人平均180斤，太可惜了！”
牛場12大隊的現象是不是個例？焦裕祿隨后又在其他一些大隊參加勞動，發現同樣的問題。他隨即提出：“紅薯豐產了，并不等于豐收，要發動群眾認真復收。”同時，他向縣委打電話，通報調查的情況。縣委迅即向全縣發出通報，要求全縣引以為戒，做好復收工作，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損失。
心連心——
實現領導干部與群眾的“無縫”連接
在蘭考的1年零3個月時間里，焦裕祿走遍了149個大隊中的120個，卻只留下4張勞動的照片，其中3張是偷拍的。蘭考縣委原通訊干事劉俊生回憶，焦裕祿在蘭考期間，發現并樹立了許多先進典型，但對于自己的典型事跡，卻從不讓報道。很多次，劉俊生想抓拍焦裕祿帶領群眾治“三害”、與農民促膝交談、忘我工作的鏡頭時，焦裕祿不是轉過身去留下一個背影，就是埋下身子躲避鏡頭。
焦裕祿認為，領導干部與群眾在一起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什么可以紀念的，更不能擺拍。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把相機對準群眾。”這句話有著特殊的含義。對于當時的蘭考群眾來說，照相機無疑是神秘的，當記者對正在勞動的群眾舉起相機時，他們便知道自己留下了千年不滅的影像，勞動起來更加勁頭十足。焦裕祿懂得群眾的心理，更懂得將這種心理運用于實踐。作為縣委書記，他知道百姓需要什么，也知道百姓心里的好干部的形象——腳印永遠比臉蛋更重要。
焦裕祿是個實干家，在把“三同”工作法運用于群眾工作的過程中，他關注的是工作的效果，力戒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胡集大隊在種植泡桐時，有人贊成植樹造林要弄個樣子給別人看，做到縱橫成行、整齊劃一；有人認為不應追求形式上的美觀，應從生產實際需要出發。焦裕祿認為當時蘭考的形勢任務是度荒救災，發展泡桐要“先顧吃飯，后顧好看”。對于已經種下去的單株獨苗，他建議不再挪動，先保證樹苗成活，“從實際出發，講求實效，不講究形式。三五年以后，泡桐成長起來了，風沙治住了，便于機耕的農桐間作體系形成了，再考慮營造美化城鄉的觀賞植物”。
“把相機對準群眾”“先顧吃飯，后顧好看”，焦裕祿把這些務實的理念與“三同”工作法緊密結合起來，使干部與群眾、群眾與群眾之間擰成一股繩，不僅成為指導蘭考植樹工作和群眾工作的原則，也對全縣的其他各項工作發揮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一個地方的實際情況怎么樣，群眾身在其中，自是最了解。而如何實現領導干部與群眾的所觀、所感、所知的“無縫”連接，是自古以來執政者最為關心的問題，也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焦裕祿的“同吃、同住、同勞動”，使得他與群眾感同身受，產生了共同語言。可以想見，這樣的縣委書記，還用得著坐在辦公室里聽匯報嗎？毛澤東說，領導干部“既當官，又當老百姓”。領導干部若能真正做到這一點，就會被群眾當親人。
直到今天，提到焦裕祿，蘭考的很多群眾依然一口一個“老焦”地訴說著。在他們心里，焦裕祿不是“官”，而是朋友、親人。事實也證明，群眾視干部如親人，干部就有威信，也就有了執行力。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告誡全黨：“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領導干部若長期坐在辦公室，很容易滋生“老子天下第一”的觀點，而忽視群眾的創造偉力，進而與群眾形成隔閡，最終忘記群眾的疾苦，喪失自己的初心。焦裕祿運用“三同”，恰恰消除了領導干部這些潛在的危險點，為執政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李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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