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文化是以周代兩個諸侯國魯國和邾國（戰國時稱鄒國）為中心、以周代禮樂文化為主體、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當地土著東夷文化而發展起來的區域性文化。與周秦時期其他的區域性文化，如齊文化、晉文化、燕趙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秦文化、巴蜀文化等相比，鄒魯文化堪稱一枝獨秀，不但孕育了儒墨兩大顯學，引領了百家爭鳴的時代潮流，而且還具有此后蛻變、上升為中國主流文化的內在潛質。
鄒魯文化源遠流長。公元前6世紀中葉，孔子誕生后不久，吳國人季札、晉國人韓宣子先后訪問魯國，他們以其所見所聞盛贊“周禮盡在魯”，對魯國保存的“樂”嘆為觀止。這時的魯國是名副其實的周代禮樂文化的重鎮。到了孔、孟生活的時代，鄒魯文化更是繁榮發達，獨步一時，天下領先。一大批“鄒魯搢紳先生”，如孔子、顏子、曾子、有子、子思子、墨子、孟子等，站在時代前沿，招徒講學，著書立說。孔子的“仁愛”和墨子的“兼愛”，是鄒魯文化沃土培育出來的兩大愛的學說，與印度釋迦牟尼的“慈悲”并稱于世，是古典文明世界幾乎同時迸發出來的三束人類之愛的光芒。孔子描繪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時間上領先于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一百多年，而在構想上比柏拉圖的“理想國”更富有理想的神韻，兩千多年來引導和激勵著中國人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和向往。孔子和墨子分別創立了并稱“顯學”達兩百年之久的儒家和墨家學派，揭開了諸子百家大爭鳴的序幕；子思和孟子又在儒家內部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思孟學派。孔門和墨門弟子眾多，來自四面八方，鄒魯成為賢士出入之地。孔子晚年在魯國整理《詩》《書》《禮》《樂》《易》《春秋》，使這六部經典成為數千年中華文化承上啟下的樞紐，被稱為“中華文化元典”。孔子弟子及后學陸續編纂和創作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被南宋大儒朱熹合稱為“四書”，與《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并行于世。正因為如此，《莊子·天下》篇在敘說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時，充分肯定了“鄒魯搢紳先生”的歷史性貢獻。他們不但在歷史上開創并引領了一個諸子百家獨立思考、自由言說的時代，而且還把這個時代中國思想世界的中心舞臺轉移到了鄒魯一帶。
大道之行，行于鄒魯之邦；文明以止，止于洙泗之濱。鄒魯文化的巨大成功，還孕育了另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奇跡：在中國歷史上，被中央政府認定并封為圣人、居文廟與學校（廟學合一）之上而享受“國之典祀”的，只有五人：至圣孔子、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亞圣孟子。而這五位圣人全部出自鄒魯，出自儒家，由此可知鄒魯文化的非同凡響。他們之所以被尊為圣人，在于他們擁有極高明的道德和智慧，學以致用，制作了“四書五經”系列的中華元典，奠定了垂法后世的仁義禮智信的核心價值觀基礎，創立了人們觀察、分析、解決人生和社會基本問題的思想范式。文化元典、價值觀、思想范式是推動中華文明按其自身邏輯永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基本規則。
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這五位圣人還有一項重要的貢獻，那就是他們對堯舜以來優良家學、家教、家風的傳承、弘揚與創新發展，形成了只有在鄒魯才得一見的圣人家風。
鄒魯優良家風，遠承虞舜首倡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以孝悌治家的風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幾代人培育的敬天、仁愛、讓國、勤儉、執中等姬姓家風的熏陶，寓繼承于發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葉茂，源遠而流長。尤其是魯國立國之初，周公對其子伯禽的教導和訓誡，一篇見于《韓詩外傳》的“周公誡子”，其來有自，傳頌久遠。魯人仰慕周公之德，設家教，立家風，世代沿襲，形成為一項優良傳統，在鄒魯一帶廣為傳承。降至春秋時期，鄒魯一帶的家風以好學、知禮為特點，成為當時遠近各地“聞其風而悅之”的家風典范。
在這樣一種文化大傳統和家風小傳統的背景下，孔子、顏子、曾子、孟子擁有最優秀的家教。他們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喪父，全靠母親撫養、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這兩位偉大的母親先后獨自承擔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鄒魯家教優良傳統，下啟鄒魯孔、顏、曾、孟四氏家風，其母儀千古的風范令人贊嘆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長。待到他們成家生子以后，必對慈母的家教有著強烈、深刻、鮮活的記憶，必將慈母的家教發揚光大于門庭之內，再結合他們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創新發展，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風。顏子、曾子因為父親健在長壽，不走孔孟家風形成之路；他們二人情況類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門學習，直接受孔子的教誨和影響而形成各自的家風。顏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強的后起之秀，他們對于各自家風的貢獻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風由一則“庭訓”的典故可見一斑。孔子居家時，獨自一人站在庭中，兒子孔鯉從其身旁走過，孔子叫住兒子，問：學《詩》了沒有？兒子回答：沒有。孔子接著指教：不學《詩》，就不會談吐優雅地講話。于是兒子回去學《詩》。隔了幾天，同樣的情景再次出現，孔子又教導兒子學禮，說：不學禮，就無法立足于社會。于是兒子回去學禮。孔子教導兒子學《詩》、學禮的家教案例，感動了弟子陳亢。陳亢原以為孔鯉畢竟是孔子的兒子，會有一些私下授受，真相卻是孔子對弟子和兒子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孔鯉和其他弟子完全一樣，并沒有多學些什么。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應，孔子后人從這則家教案例中提煉概括出了詩禮家風，世代發揚傳承，歷兩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顏子和他的父親顏路同是孔門弟子，父子二人共同培育了顏氏家風，而顏子的貢獻尤大。顏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修德、講學堪稱孔門楷模。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德行居首，顏子名列德行第一。顏子秉承師教，克己復禮，真正做到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知學、好學、樂學，不會因為生活窮困而失去學習的樂趣，連孔子都承認顏子好學超過了自己。修德、好學、守禮是顏子為人的三大特點，也是顏子奠定的顏氏家風的三個支撐點。顏子三十五世孫顏之推著《顏氏家訓》，將修德、好學、守禮的精神納入顏氏家訓，使其世代相傳，到明清時期就變成了復圣家風的內核。
曾子的情況和顏子類似，也是父子同在孔門受教。父子二人共同開創的曾氏家風，以孝悌、修身、耕讀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稱，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說孔子以為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這說明曾子與孝道、《孝經》關系密切，是孔門孝道的主要傳承者和發揚者。曾子重視修身，善于反省，以“吾日三省吾身”為其修身特點。曾子與父親務農為生，一則流傳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傳說故事，說明曾家過的是睛耕雨讀的生活。后世人們津津樂道的耕讀家風，或許就創始于曾氏父子。
孟子是浸潤在母教的陽光雨露中成長起來的。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遷擇鄰”“斷機教子”等傳頌后世、膾炙人口的故事，被稱為“母教一人”。孟子的母親不像孔子的母親那樣三十幾歲就早早過世，而是活到了八十多歲；孟子成年后，母親也仍然能夠對孟子的日常生活給予指導。孟子的思想理念以及他所開創的孟氏家風，無疑深受母親的影響。孟子主張人的一生應該進“禮門”，走“義路”，居“仁宅”，培養浩然之氣，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這是孟子開創的孟氏家風的基本內涵。
孔子、顏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風，可以稱為圣人家風。但是，圣人家風不以富與貴的家境為基礎，不是高不可攀，而是來自于普通的家庭。像孔子、孟子這樣幼年時孤兒寡母的單親家庭，不管生活多么困苦，只要擁有良好的母教和家風，就有機會“下學而上達”，出類拔萃，成為優異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賢成圣，光大門楣，他們的家風就直接轉換成了圣人家風。
孔、顏、曾、孟四氏圣人家風，由家學、家教而形成，極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領先性和示范性的特點。就其極高明而言，孔子、顏子、曾子、孟子奠定的家風，形成了家學、家教、家風的完整序列，家風以家教為基礎，家教以家學為根底，成為后世孔、顏、曾、孟四氏后裔以及歷朝歷代名門望族效法的家風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風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卻不必來自家學。在傳統社會，不少父母有著嚴厲的家教，不但知道課子讀書，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識一字，也必須堂堂正正做人。這種缺少家學環節，僅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風，其實正是孔子、顏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實寫照。孔母、孟母、顏父、曾父無家學，有家教，這說明絕大多數的家庭可以“見賢思齊”，向孔、顏、曾、孟四氏家風看齊。事實也是如此，兩千多年來，圣人后裔不忘祖訓，名門望族和尋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風，以圣人家風為范本，培育自家家風，形成了無數的不同類型的優良家風，傳承中華美德，作育優秀人才，改良社會風氣，塑造禮義之邦。（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尼山學者 王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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