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黔婁，是齊國著名的賢士。魯恭公曾聘其為相，齊威王請其為卿，皆被拒絕。盡管他家徒四壁，但勵志苦節，安貧樂道。黔婁死時，孔子的高足曾參前往吊祭，見黔婁之尸“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衾不蔽體，不禁為之心酸，建議：“衺其被則斂矣。”就是讓把被斜過來蓋，以蓋住黔婁的全身。黔婁夫人聞言答道：“衺之有馀，不如正之不足；且先生以不衺，故至于此。”
“衺之有馀，不如正之不足”，這正是黔婁固守清貧、堅守正道的精神寫照。唐代宰相姚崇《冰壺誡》寫道：“與其濁富，寧比清貧。”意謂與其不義而富貴，寧可清白而貧苦。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中勸誡百官：“取本分之財，戒無名之酒”“若能依朕所言，富貴功名可久”。黔婁視榮華富貴如過眼煙云，“修身清節”“終身不屈”，潔身一世，為世人稱頌，被稱為“貧士”。東晉詩人陶淵明就曾作《詠貧士》贊嘆道：“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堅守清貧，方不易其志。曾國藩有句家訓：“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是說做人要像春天一樣朝氣蓬勃，保持旺盛的生機；更要有硬骨頭，“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一個人甘貧守志、貧賤不移，就能“悠然忘卻世間事，唯留清香滿田園”，不圖名、不爭利，不貪享受，不為物役，也才會因無欲則剛而堂堂正正，貧賤不移，活出尊嚴、氣節、風骨和人格，也活出精彩和榮光。古往今來萬民景仰的“清官”，也大都以清貧為榮、謀私為恥，為官一生，清貧一世。
堅守清貧，方能守住清廉。為官難得是清貧，難耐清貧莫為官。《晏子春秋》有言，“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意謂謙恭而不失禮義，貧困而不失廉潔。戴遠山為他將赴云南任職的一位友人題了一副對聯：“詩堪入畫方稱妙，官到能貧乃是清。”陳廷敬也告誡子孫：“憑寄吾宗諸子姓，清貧耐得始求官。”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去做官。既然選擇為官從政這條路，就要做到“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河南內鄉縣衙東賬房就懸有一副楹聯：“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尊其所聞，行其所知。”甘于清貧，方能干凈干事；貪慕奢華，必然走向腐化。有的黨員干部走上岔道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能甘守清貧，熱衷于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癡迷于功名利祿、富貴榮華，錢遮眼睛頭發昏，官迷心竅人沉淪，最終在誘惑面前打了敗仗。
“貪得者身富而心貧，知足者身貧而心富。”清貧不僅指一種生活狀態，更指精神上的堅守。今天，要求甘于清貧、樂于守貧，并非一味讓黨員干部過苦行僧般的生活。那種把堅守清貧等同于只能貧窮、貧苦、貧寒的觀念，無疑是對清貧精神內涵的誤解。所謂清貧之“清”，就是清正、清廉、清明、清白；所謂清貧之“貧”，就是要有一顆不為外物所累的清純之心，克己奉公，遵紀守法，能安享“貧樂”、保持“貧潔”。簡言之，清貧就是要“以清養廉、貧而不貪”。黨員干部要有堅守正道、不貪歪財、清白做人、干凈干事的底線操守，有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樂于奉獻、勵精圖治的精神追求，有胸懷天下、包容大愛、一心為民、無私奉獻的高尚境界，始終保持清貧自守、清正廉潔的本色。
“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甘于清貧體現的既是正道直行的品質、窮且益堅的氣節，也是不易其志的堅守、干凈干事的修為，更是心系百姓的情懷、無往不勝的力量，恰如革命烈士方志敏所說：“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寒山石）（轉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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