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洛陽人。元稹與白居易共同倡導了新樂府運動，是唐朝著名文學家，他所創作的《鶯鶯傳》因被后人改編為《西廂記》，而成為流芳千古的偉大藝術作品。人們所不熟悉的是，元稹是唐代中期的監察御史，是同時期官拜宰相的少數幾個才子之一。
任左拾遺 事無不言
元稹小時苦寒，八歲喪父，家貧無業，靠母親與兄長乞討度日，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元稹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上學，涕咽發憤，愿知《詩》《書》。元稹的母親鄭氏出身書香門第，憐子愛書，親自教授。而元稹天資聰穎，進步迅速，九歲即能寫文章，十五歲應兩經科試及第。自此之后，更加苦心為文、夙夜強學，于二十四歲吏部判試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年），二十八歲的元稹應制試，登第者十八人，元稹名列第一，授左拾遺。
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也曾任左拾遺，唐代左拾遺是設在門下省的官職，意思是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是國家的重要諫官。元稹天性鋒銳，居諫官之位，事無不言，數月間上封六七事，憲宗親自召對政事。元稹上書請求朝廷尊儒重教，重視選擇賢能之士輔導諸皇子。他引用漢代名儒賈誼的觀點，上古三代之君仁愛且久居其位，皆是教育出的結果。昔日太宗在藩邸，直到做了太子，遴選德之大者十八人聚集在身邊研習。即位之后，即使游宴飲食之際，這十八人也隨侍左右。“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到三四年的時間，太宗圣名便超過古之明君。貞觀之時，太子師傅皆由宰相兼任，而后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卻日益疏賤，乃至于師傅之官不是閑置不任事的文官，就是失去兵權而不知書的武將。“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其諫處處以太宗為師，憲宗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元稹的諫言得到了史家的高度贊賞，《舊唐書》和《資治通鑒》這兩部治唐史必備的典籍，均作了較詳細的錄述。
官居憲臺 不負使命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拜監察御史，奉命出使川蜀，啟奏彈劾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征賦稅，又非法籍沒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一百一十一畝、奴婢二十七人、草一千五百束、錢七千貫，并平反了任敬仲等冤案。雖然嚴礪已死，所轄七州刺史皆遭責罰。元稹的出使“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但是，也正因為查辦藩鎮大案，元稹受到朝中嚴礪朋黨的排擠，回朝不久便被派往東都洛陽御史臺任職。
當時，天子久不在東都，東都多不法者。浙西觀察使韓皋對湖州安吉縣令孫澥濫施杖刑，致孫澥死亡；徐州監軍使孟昇去世后，節度使王紹護送孟昇喪柩回京，途中違法將棺柩停放在驛站；河南尹誣告書生尹太階并欲殺之；飛龍使藏匿霸占趙氏亡奴為養子；田季安強娶洛陽良家女子……這樣的事前后有幾十件，元稹或者奏報，或者彈劾，只用了一年時間便改正了過來，開罪了不少人，內外權臣都很不高興，便找借口召令元稹回京。
元和五年（810年）正月，元稹從洛陽返回長安，途中在敷水驛站留宿。恰好，當日晚些時候，宦官劉士元也來到驛站。依據當時制度，御史與中官住宿驛站，先來者入住頭等客房。但是，宦官劉士元卻蠻橫地強行闖入元稹居住的頭等客房，并用馬鞭擊傷元稹面部。唐代中期，宦官正日益得寵，劉士元回京后便惡人先告狀，元稹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作詩贊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
穆宗繼位后，認為“惟直道可以事君，惟至公可以格物”，決心啟用公忠之士以施政教，他對元稹贊賞有加，稱其“頃在憲臺，嘗推舉職，比及遷黜，亦以直聞”，“心惟體國，義乃忘身”。很快，元稹被召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承旨學士（負責起草詔書）。當時，皇帝詔書由于世代沿襲，多半已經失于巧俗，但自元稹下筆，遂“一變至于雅，三變至于典謨，時謂得人”。穆宗知其為輔弼賢才，尋拜宰相。元稹任相后，正欲行平生之志，恰逢藩鎮圍困深州，于是元稹欲用反間之計擊敗他們。但是，此計卻被人誣為別有用意。于是，元稹在僅僅擔任了三個月的宰相后，便被貶為同州刺史。
在同州，他嚴格管束官吏，寬刑愛民，省事節用，做了許多興利除弊的事，當地百姓的生產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兩年后，元稹遷改浙東觀察使，將要離開同州時，同州的老百姓“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開路的官吏費了好大的勁，才終于得行。任浙東觀察使時，他發現浙江沿海進貢海鮮，由于路途遙遠，特別容易變質，很難完好送到京城。元稹立即上奏建議取消，省卻了運輸繁難的郵夫高興地跳起來。第二年，他又“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百姓覺得十分方便，沒有逾期不交稅的，更沒有流亡外地的。后來，他又命令官吏帶領百姓“各筑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元稹“在越八載，政成課高”。這時已是文宗執政，文宗知道了很高興，加元稹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征召回朝。太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又改任戶部尚書，兼武昌軍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
詩才蓋世 名篇永傳
元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工于做詩，善于描繪歌詠事物之風姿特色，與白居易友善。“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士大夫學子，到閭巷俚俗之人，盡皆傳誦，號為“元和體”。“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穆宗在東宮時，身邊的妃嬪時常誦唱元稹詩文，“宮中呼為元才子”。長慶初，穆宗看到元稹的《連昌宮詞》后大悅，當即問元稹現在何處，當知其為南宮散郎后，當天便調任祠部郎中、知制誥，很快又召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承旨學士。
其實，元稹作詩“實有心在于安人治國”。正如他的自述，自御史府謫官十余年，專心寫作詩章，日積月累有詩千余首。其中，有些是見物感懷詠物寓意，但是有許多“詞直氣粗”，根本不敢暴露于他人眼前。“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這首入選《唐詩三百首》的《行宮》，正是元稹所作的五言絕句。它以特別的視角和凝練的語言，抒發了盛衰之感，以小見大地點明了唐朝衰敗的原因。而長達千字的鴻篇《連昌宮詞》，則通過一個老人之口敘述了連昌宮的興廢變遷，詳盡地描述了從唐玄宗至唐憲宗治亂興衰的歷史過程，感嘆興亡，總結教訓，內容廣博而深刻，是《行宮》的鋪陳展開，成為“新樂府”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唐詩中的長詩名篇之一。
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曾著《元白詩箋證稿》，并斷定“《連昌宮詞》者，微之取樂天《長恨歌》之題材依香山新樂府之體制改進創造而成之新作品也”，提出此詩同《長恨歌》一樣“合并融化唐代小說之史才詩筆議論為一體”，認為讀此詩必與《長恨歌》詳細比較。可見，元白詩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對后世的影響是何等巨大。
元稹以其傳世名作，為志同道合的好友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作了最佳注解。寫到這里，不得不提到唐代文壇的一段佳話。元和四年，元稹奉使去東川時，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李杓直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飲酒，席上憶念元稹，就寫了《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而當時元稹果然走到梁州，并且也作了一首詩《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里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太和五年（831年）七月，元稹去世，時年五十三，死后追贈尚書右仆射，白居易為其撰寫了墓志銘。“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元稹以其詩文流芳百代，潤澤中華。“修身不言命，謀道不擇時。達則濟億兆，窮亦濟毫厘”。同時，作為一位著名的監察御史和政治家，元稹又用其一生詮釋了輔君匡國、濟世為民的情懷。（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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