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又名紅薯、地瓜，從其名字即可得知，番薯原本不是中國本土的物產，而是從外國引入的一種新物產。據俞為潔在《中國食料史》中的研究，“番薯由多人從不同的途徑先后引進中國”，其中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僑居南洋的福建人陳振龍將番薯引入福建；明末，福建、廣東沿海一帶已普遍種植番薯。
番薯雖不起眼，但在中國歷史上卻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番薯能在較為貧瘠干旱的山地、雜地種植，不但促進了山區的開發，豐富糧食品種，而且在饑荒之年，番薯補充食物的缺乏，更是救命無數。在古代，番薯還與為官之道有著密切的聯系，俗話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句膾炙人口得如同番薯一般的“土話”，道出了為官之道和老百姓對官員的價值認可。
番薯是很普通的食物，有趣的是，在福建省龍海市至今流傳著兩個古代“番薯縣令”的故事：一個是鄭玉振，清乾隆年間進士，任山西和順知縣時，為濟荒年，教民引種番薯，活人無數，百姓稱之為“番薯縣令”；另一位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余應桂。
余應桂是明末江西都昌人，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歷任武康、龍巖、海澄等縣知縣，遷監察御史、湖廣巡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等職，其人其事列入《明史》。
明崇禎元年（1628年）余應桂在海澄擔任知縣時，與番薯結下不解之緣，有關他與番薯的故事至今還在民間流傳。那時海澄（今福建龍海）經濟蕭條，苛捐雜稅繁重，而且經常受到海寇侵擾，百姓苦不堪言。余應桂受命于此時，是啃硬骨頭來了。他七月到任，正值閩南“三伏天”，天氣異常炎熱。古代官員蒞任履職時，很少有不講排場的，而余應桂卻是輕車簡從。他的作風讓當地許多官吏豪紳深感意外，甚至有人感到忐忑不安，但也有人認為這只是假象。老百姓則抱著觀望的態度，希望他是一位好縣官。
余應桂到任后，首先在海防建設上下功夫。當地方言說“吃番薯，看勢面”（意為判斷形勢，三思而后行），面對海盜猖獗，海氛不晏，他認真調查，做足了功課之后，擬定方略：一方面清理軍中舊習，整頓軍紀，提高戰斗力；另一方面加緊建設軍事設施，擴建大泥和溪尾二銃城，嚴令水兵把守，注意觀察敵情；同時，在兩個銃城之間還建有腰城，使東西兩個銃城相互呼應，構成一個完整的海岸防御體系。余應桂的功夫沒有白費，銃城建成后，先是擊敗海寇李魁奇的進犯，之后又用大泥銃城大炮擊沉海寇十多艘賊船，甚得民心，兵民無不稱頌。
史載，余應桂“為人明敏，善剖決事，事無大小，立可決斷”。一次，有兩平民發生糾紛而告官，余應桂聽完雙方陳詞，沉思片刻后，即做出剖斷，對其中一人施以杖刑，以示警戒，原因是這人在爭斗時動了刀子。百姓明白縣令的良苦用心，額手稱慶。俗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有時口角糾紛是難免的，但如果訴諸暴力，這是余應桂所不能容忍的。
余應桂任海澄知縣的三年里，生活起居一切從簡。為了怕縣里冗員增加經費負擔，他“蒞任三載，不挈家，無仆婢”。公務再繁忙，日常起居不依賴下人，始終清廉自守，不逾矩。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據縣志記載，余應桂“日所餐者，多用番薯，曰適口中耳，且可代匱，或啖不棄皮，其廉價又不可及矣。”堂堂知縣，三餐伙食不僅無魚無肉，且以窮苦百姓才吃的番薯代糧，更有甚者，余應桂怕浪費，還常常連番薯皮也吃掉。為此，人們親切地稱他為“番薯縣令”。2014 年，在他的家鄉，都昌縣紀委鑄造了一個警示鐘，其上刻寫當地名人事跡銘文，其中就提到了余應桂饑啖番薯而不棄皮之事，以此警示后人，尤其是為官者應當珍重名節、艱苦樸素。
番薯雖小，卻可拯救蒼生。為官者無論居于何位，均須牢記自己肩上的責任，以蒼生為念，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楊燕芬）（轉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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