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譽為“大道之源”的《周易》中，其《系辭》講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意思是說，乾能夠在變化中看到事物本質，而坤能夠將復雜問題簡單化，體現事物本質。因為“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一言以蔽之，簡而不繁，抓住關鍵，學起來易知，做起來易行，堅持的時間久了，自然能夠成就“賢人之業”。簡的作用和地位，《周易》總結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簡”作為觀照世界的一種認識，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思考人生的一種方式，在今天仍有著旺盛的生命力。
簡與儉生死相依。簡是將不必要的全部簡化，儉是將已有的進行儉省，二者互為條件，互為結果，音同而意近，殊途而同歸，其目的都是力倡節約，力戒奢靡。因此，簡與儉幾可通用。日常生活中，簡與儉也常常連用。《晉書·元帝紀》說“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新唐書·董晉傳》說“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唐語林·補遺一》記載“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都是指生活節儉樸素，而陸游的一句“不為休官須惜費，從來簡儉作家風”，則對簡儉持家給予了更高的期許。
為什么倡導儉？《圍爐夜話》中說得好，“貧無可奈惟求儉”，經濟有限，吃和穿都成問題，從儉勢在必然且不得不然。解決了溫飽，甚至達到小康，舉家錦衣玉食，還要不要再儉？宋代司馬光的反問鞭辟入里，“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他進一步指出，“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他身居相位，卻以奢為恥，要求家人、族人無論條件優劣都應崇儉，以遠離禍患。
但節儉的意義遠不止于此，清代詩文家、官至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的陳宏謀有聯曰，“惜衣惜食，非為惜財緣惜福”，一語道出了儉的深遠內涵。一粥一飯，所值無幾，但其間凝聚了諸多耕作者的勞力與汗水；一針一線，所費無幾，但其間集聚了諸多操勞者的心力和智慧。《紅樓夢》中，寶釵幫湘云辦螃蟹宴席，劉姥姥感嘆道，“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賈家由盛而衰，與此不無關系。故而，儉雖小事，實為大智。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以簡持家，還要以簡施政。孔子的學生仲弓提出，“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意思是說，從政者要以敬畏之心，行簡明之政，才能領導好百姓。這也是孔子論“政”的一個重要觀點。居敬不僅是“臨其民”的先決條件，更是行簡的前提。一個從政者，如果對百姓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工作心生倦怠，一切無所謂，那么這樣的簡就不是簡明、簡約，而是簡慢，后患無窮。
古來善政必簡。姜太公受封于齊國，《史記》記載，“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之所以“人民多歸齊”，究其原因，當時周公評價說，“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簡單易行，民心所盼，這樣的“簡”事實上也是將“敬”字擺在前面。姜太公的治理為齊夯實了基礎。后來齊國“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成為春秋霸主之一，叱咤歷史風云五百余年。
西漢初，曹參任相國后堅持執行前任蕭何的政策，任職三年，國家安定，民心安寧。曹參“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不是無所作為，同樣也是居心誠敬。國家初立，人心思定，社會需要休養生息，蕭何的政策已經很好，豈能因為自己的政績名聲推翻重來，恣意折騰。從政履職，先要心存敬畏，把準社會實情和百姓需求，然后政事簡明，行事簡約，必成善政。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戰爭中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由于被包圍封鎖，根據地的財政舉步維艱。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減輕人民負擔，克服物質困難，1941年12月，中共中央采納當時米脂縣參議會議長、開明士紳李鼎銘等人的主張，陜甘寧邊區政府一年實施3次“精兵簡政”，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結果，“兵精糧足以勝敵，政簡負輕而安民”，實現了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標。
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出臺八項規定，明確要求各單位要進一步規范會議管理，規范領導活動，具體就是減少不必要的會議，減少領導干部應付性的活動，精簡各類文件、講話，簡化會議形式，簡化領導干部調研接待等等，凈化了風氣，受到了干部群眾的普遍歡迎。
小到持家，大至為政，都應崇尚簡的道理。這樣就會放下雜念和私欲，少了顧慮和憂慮，沒有錙銖必較，我們反而能更加釋放自我，更加放松精神，更加獲得境界的提升，更加專注于向上向善的目標，作出更大的成績。（趙建國）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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