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大儒王陽明赴江西、廣東平叛，途中致信弟子楊仕德、薛侃，寫道：“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直指人心，切中要害！唯此一句，常為后世所傳誦引用。
無論古今，抑或東西，領導干部一旦步入仕途，為人處世，都要面對治事與治心的互動與糾結。因此，“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之論斷，此處不妨姑且概括為“王陽明命題”。破解該命題，堪稱千百載來政治家與學問家共同著力思索探究之處。
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曲阜考察時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2014年9月24日，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聯第五屆委員大會開幕式講話中，習總書記明確將陽明心學中“經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核心理念，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解決當代人類面臨難題的十五個重要啟示之一。可見黨中央一直十分重視對我國延續五千多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與創新，陽明文化自然是其中重要的思想瑰寶，特別是對于錘煉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頗有裨益。
古人看來，治事須先治心，陽明心學正是追問內心之學。所謂陽明心學，簡言之，是以良知為德性本體，以致良知為修養方法，以知行合一為實踐工夫，以經世致用為治學目的的學術體系。王陽明曾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這就是“知行合一”學說，其要點大致有三：知行只是一個功夫，不可分割；知行是一種辯證統一，互相實現；知行合一既是道德實踐，也是政治實踐。具體而言，道德實踐就是要克服惡念，養成君子，政治實踐則要求親民愛民，安民富民。這正是解答“王陽明命題”的關鑰所在，也對我們當前黨員干部進行黨性教育，修好中國共產黨人的“心學”，具有啟示意義。
其實陽明心學并不玄妙，它源自于實踐，又經過升華反過來指導實踐。當年王陽明直言上諫，觸怒權宦，貶謫龍場，居夷處困三個春秋，終悟良知。其間的修養工夫，首在“事上磨煉”，即“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如此才能與實踐中積累心得與經驗，了解實情；與此同時，做人做事必須“主于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待人以誠，辦事須誠，無私心貪欲，秉公為民；心有誠意還要“講求謹獨”“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則在謹獨”，如此才不會輕易因外在環境變幻、個人境遇升降而亂了心智與方寸；當然，要致千里不變初心，更需“立志”，“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可見遠大理想何其重要！總之，事上磨煉、善于立誠、講求謹獨、胸懷長志，從做事著眼，“吾心”與“外物”，“居敬”與“窮理”，漸趨通貫無礙，終致“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換言之，陽明心學立乎大，關乎遠，切乎民，在乎實，是解決內心與現實兩個維度的學問，即力求破除滅山賊與誅心賊的緊張與矛盾問題。
2018年兩會期間，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極、怠政、不作為，而是要牢固樹立正確政績觀，既要做讓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得實惠的實事，也要做為后人作鋪墊、打基礎、利長遠的好事，既要做顯功，也要做潛功，不計較個人功名，追求人民群眾的好口碑、歷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評價。”這正是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在學習工作中正確處理好治事與治心的關系，謹慎考量黨性修養與政治業績的關系，實際也就是要解決自古便有的“王陽明命題”。這道命題，我們當代干部隊伍必須解答，且要答好。
廣大黨員干部作為黨和政府具體事務的負責人和公權力的執行者，勢必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挑戰，難免會有畏難消極情緒；時常會遭遇不同人群的“圍獵”，不免產生心情的復雜波動。這就是古人常講的“理欲交戰”，仿佛心中有兩個人在不斷辯論甚或爭執，克服心中賊的時刻便來臨。如何真正化解此危機？按照陽明心學的心得，貴在涵育政德。將政德內化于心，外見于行，從而在實際工作中施德政、行善治。
一言以蔽之，對于黨員干部而言，解答“王陽明命題”，就是破心中賊、養天地大德的錘煉歷程。（王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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