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由來

進行抗日宣傳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 （圖片來源于中國青年網）

       1935年，已經通過發動九一八事變吞并了中國東北三省的日本侵略軍，又通過制造一系列的侵略事件，迫使國民黨當局先后簽訂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同時還大力收買漢奸，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從而輕而易舉地控制了華北大部分地區。這時，中華民族已經陷入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素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青年學生們再也不能安心讀書了，他們發出了“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吶喊。

       12月9日，北平的青年學生在黨、團組織的領導、發動下，冒著刺骨寒風，沖破軍警的重重阻撓，聚集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門前，向國民黨北平當局請愿，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吹響了全民抗戰的號角。北平學生掀起的“一二·九”運動，推動了全國范圍內的抗日愛國運動。

       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幾乎全國各大中小城市的學生都行動起來了，他們紛紛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聲援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的發展，很快超出了學生運動的范圍。工人階級迅速行動起來，文化界、婦女界、民族資產階級、社會名流、學者等都發出通電和宣言，支持學生運動，要求團結御侮，抗日救國。由北平學生點燃的抗日救國烈火，已成燎原之勢，抗日救亡運動很快擴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對于風起云涌的青年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國民黨北平當局企圖通過利誘收買、欺騙勸說、提前放假和組織“晉京聆訓”等手段，分化瓦解平津地區的學生運動，撲滅這場抗日救亡的烈火。

       在青年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面臨錯綜復雜局勢的時候，中國共青團于1935年12月20日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輾轉傳到國內。《宣言》號召青年學生“把抗日救國運動擴大起來！到工人中去，到農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喚起他們救國的覺悟，推動他們建立救國的組織，進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會，實行全民抗日救國大聯合，和實行全國各界同胞武裝抗日的共同戰斗！”

       中共中央北方局也給北平黨組織發出指示，“堅決地反對提前放假，反對綁架式的強迫離校，反對摧殘華北教育、解散華北學校，積極地擴大平津學生群眾運動。”并要求“立即經過平津學聯，組成代表團，到津浦線之滄州一帶，北寧線之唐山、遷安、遵化，平漢線之保定、大名、石家莊，與察哈爾之沽源、張北等地，進行廣泛的工農群眾工作，發動與開展各地工農士兵群眾的反日反蔣斗爭”。

       1935年底，平津學聯響應黨和團組織的號召，組織了有500人左右參加的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宣傳團分四個團，第一團由北京大學等東城地區大中學校學生組成，由北大擔任團長；第二團由東北大學、北平師范大學、中國大學、法商學院等西城地區大中學校學生組成，以法商學院擔任團長；第三團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西郊和北城地區大中學校的學生組成，由清華大學擔任團長；第四團由天津北洋工學院、河北法商學院等校學生組成，由北洋工學院擔任團長。南下擴大宣傳團設總指揮部，由董毓華擔任總指揮，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總指揮。他們三人與彭濤組成南下擴大宣傳團的黨團由彭濤擔任黨團書記。

       宣傳團成立后，宣傳團總指揮部制定了行動計劃、工作方式，規定了各分團出發時間、集合地點和行動路線。第一、二團由北平出發，經南苑、黃村到固安；第三團由平西沿平漢路南下，經盧溝橋、良鄉、琉璃河，再東折固安；第四團由天津北上，經北倉、楊村、安次、永清，向固安集中。全團在固安會合后，再分頭至保定集中。

       1936年1月3日至4日，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的成員三三兩兩地來到城外的集合地點，然后以散兵線的行軍方式，避開軍警的攔阻，在平津地區最寒冷的日子里，走向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開始走上深入民間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宣傳團在所到之處，召開群眾集會，宣傳抗日救亡道理、演唱救亡歌曲，貼標語、發傳單，幫助鄉鎮學校組織抗日救亡團體。1月7日、8日，四個團分別到達第一個集中地固安。在固安，宣傳團召開了全團大會，重新制定了行動計劃，決定以團為單位分頭行動。由于第四團人數少，指揮部決定將其并入第一團。會議決定第一團去雄縣、高陽，第二團去新城、容縣，第三團經涿州沿平漢線南下，并約定10天后，全團在保定會師。

       平津學生的擴大宣傳活動震動了北平國民黨當局，他們先下令沿途各縣隨時鎮壓、限制和破壞，后又派出大批軍警、特務，對宣傳團前堵后截，強迫他們返回北平。

       1月15日早晨，第二團在新城縣辛立莊被強行送上汽車，押回北平；第三團在高碑店因被圍困無法南下也于1月15日乘火車返回了北平；只有第一團及二團的部分學生于21日到達保定，但也還是在22日被軍警鎖入火車的鐵皮貨車，武裝押回北平。

       斗爭的實踐教育了學生，大家深感團結起來的必要，要求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戰斗團體，把抗日救亡運動堅持下去。因此，第三團一回到北平，立即于1月16日在燕京大學開會，正式成立了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決定凡是參加過高碑店宣傳活動的宣傳隊員，就是該團的成員。

       這個消息在21日傳到尚在保定的第一、二團后，他們通宵開會討論宣傳團回去后怎么辦。大家也一致認為要組織起來，繼續宣傳抗日救亡。經過討論他們也決定成立組織，并把組織名稱定為“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各宣傳團都返回北平后，三個團聯合開會，決定采用一、二團所取的名稱，將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民族解放先鋒隊合并，定名為“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或民先）。

       經中共北平市委研究決定，由俞啟威擔任民先隊黨團書記，并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石駙馬大街北平師范大學文學院召開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大會。會議決定南下擴大宣傳，團員凡自愿加入民先隊者皆為第一批隊員。會上討論通過了民先隊《斗爭綱領》《工作綱要》《組織系統》《規約》等文件，并發表了《成立宣言》。會上還產生了北平民先隊的領導機關——總隊部：總隊長敖白楓（高錦明），秘書劉文卓（劉導生），組織部長肖頌敏，宣傳部長王仁忱。

       這時隊員約有300人左右，下設26個分隊，全北平設4個區隊部。開始時民先隊只在平津兩地發展，但到了1936年暑期以后，隨著各地愛國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經平津地區民先隊員的聯絡和工作，民先隊迅速在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發展起來。

       到1936年底，民先隊不僅在上海、武漢、廣州、太原、西安、濟南、蘇州、杭州、徐州、長沙、成都、南昌、開封、洛陽、保定、青島、香港等地有了組織，而且在國外的巴黎、里昂、東京、南洋等地也建立了組織，民先隊員的總人數達到了6000多人，到全面抗戰爆發時，隊員猛增到2萬人，成為青年抗日救亡運動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在民先隊在全國發展的過程中，1936年7月28日北平民先隊總隊部改為北平地方隊部，但仍起民先隊總隊部作用，經改選李昌任總隊長。

       1936年12月，中共北方局根據當時抗日救亡形勢的要求，貫徹中共中央關于青年工作的方針，決定把北平民先隊改造成為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國性的青年群眾組織，由北方局直接領導。

       北平民先隊在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的直接領導下，開始了民先隊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1937年2月6日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出席會議代表24人，代表國內18個城市的民先隊組織和6000余名隊員。

       這次會議決定，將民族解放先鋒隊建成一個全國性的青年組織，在原來的名稱前面，冠以“中華”二字，正式將組織名稱定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全國民先”）。會議選舉了全國民先隊的領導機關，會議選舉李昌、李哲人、劉導生等7人為全國民先隊總隊部的負責人，李昌任總隊長，李哲人任組織部長，張震寰任宣傳部長，劉導生任秘書長。這時中共北方局已經由天津秘密移到北平，全國民先總隊部在北方局直接領導下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全國民先總隊部撤離北平，先后到太原、臨汾、西安，于1938年5月撤至武漢。同年8月，國民黨中央下令解散民先隊等三個愛國青年團體，但民先隊依舊積極開展工作，但不久就根據黨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不再發展組織了。

       1941年4月4日，中共中央城委發出《關于敵后大城市群眾工作指示》指出，適應抗日戰爭形勢的變化，為密切黨與國民黨統治區群眾的聯系，考慮到民先隊已經不能廣泛地組織群眾，而且易遭國民黨當局的破壞，影響黨的組織，決定取消民先隊。至此，民先隊停止了工作。

       這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抗日民主為目標的先進青年的群眾組織，在一二九運動時期和抗戰初期，成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助手和團結各界青年群眾的紐帶，在推動抗日救亡運動深入發展和掀起全民族抗戰的高潮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民先隊的建立為中共領導抗日戰爭初期的青年運動，以及在抗日戰爭形勢下充分發揮黨領導下的青年群眾組織的作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