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國東北；1945年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勝利。這兩個日子，濃縮了中國人民百年來的苦難與輝煌，在中華民族史冊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歷時14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成為引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光輝旗幟和堅持抗戰的中流砥柱。軍人戰場喋血，民眾覺悟喚醒，曾經一盤散沙的中國，凝聚成一個堅強的共同體，中華民族用3500多萬人生命的巨大犧牲和英勇無畏的頑強抗爭，譜寫出世界戰爭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詩，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如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斗向世界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近日，中國紀檢監察雜志特邀金一南教授講述血與火的抗戰歲月，解讀抗日戰爭對我們的啟示，以史為鑒，警示未來。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昭和軍閥集團的集體運作
記者：今年是九一八事變90周年。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侵略的序幕，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作為抗日戰爭的開端，這一事變是如何發生的？
金一南：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1.9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軍19萬人不戰而退。關東軍3天占領沈陽，一個多星期控制遼寧，3個月控制東北三省。當時的中國從思想上尚未做好打一場全面戰爭的準備，兩國工業能力和軍事現代化程度的差距也是不爭的事實。1894年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已完成近代化改革，武器裝備水平遠超清軍。1931年中國與日本的國力差距比甲午戰爭時期更為巨大。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中國只有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600架，中國一架也產不了；日本年產坦克200輛，中國一輛也造不出來。
而且，20世紀30年代前后，從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萬寶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變，從1932年一·二八事變到1935年“張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就一直在通過不斷制造和利用危機，向預定目標節節推進。如果說軍事獨裁是日本政府肆無忌憚的前提，那么積貧積弱的中國便成了他們垂涎已久的肥肉。所以說九一八事變并非意外，而是昭和軍閥集團成員成熟的集體運作。
記者：請您談談日本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發動侵華戰爭的背景。
金一南：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既帶來了先進思想的源頭活水，也帶來了侵略戰爭的滔天禍水。日本比中國早36年知道了馬克思主義，但耐人尋味的是，當大批中國青年志士去日本尋找救國真理之時，日本法西斯理論鼻祖北一輝卻在中國上海的亭子間，用清水泡米飯，完成了他的法西斯思想代表作《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1926年12月25日，北伐軍正在中國大地摧枯拉朽的時候，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繼位，改元“昭和”。由此，開始了一場以少壯軍人為前導、以清除腐敗為旗號、將整個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淵的“昭和維新”運動。他們對日本社會現狀充滿了批判，批判的武器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認為只有軍人奮起，才能打破腐敗的政黨政治。就這樣，日本進入了軍閥瘋狂、媒體瘋狂、民眾瘋狂的時代。另外，日本軍國主義瘋狂的背后還有處心積慮的盤算，他們肢解中國、占領中國的計劃從來就不是草率和簡陋的。從甲午戰爭前后它在中國做的大量細致的情報工作和在國內完成的周密軍事準備上，就可見一斑。
中國共產黨點燃民族火種，喚醒民族覺悟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如何理解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
金一南：什么是抗戰中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中，以科學的綱領和方針引領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所發揮的根本作用，就是在最黑暗、最困難的時候，堅決抗戰、奮勇殺敵，不畏犧牲、絕不投降的不屈精神。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1937年9月23日，八路軍第115師獨立團發現日軍的第二十一旅團有可能進犯平型關，上級組織立即命令獨立團突襲敵人后續部隊。次日，該獨立團團長楊成武率獨立團到達“腰站”（日軍進犯平型關的必經之路）這個地方，凌晨時就與先到來的日軍的小股部隊進行了激戰。但第二天凌晨，日軍兵力倍增。獨立團選擇了平型關一帶的喬溝作為伏擊點，這里是因雨水長期沖刷所形成的一處險隘之處，也是敵軍必經之地。在這次激戰中，獨立團一舉殲滅日軍1000余人，擊毀日軍汽車100余輛，還繳獲了大量武器。平型關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望，使許多人由此相信共產黨不但堅決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戰勝敵人的。
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在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也堅決抗戰到底。濛江縣（今吉林省靖宇縣）“保安村”村民趙廷喜上山砍柴發現了楊靖宇，他對楊靖宇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楊靖宇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句話真是震人心魄。今天之所以還能有中國，就是因為有像楊靖宇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的中國共產黨人，用自己的靈魂與血性，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脊梁。正是他們，將階級擔當轉化為民族擔當，由階級斗爭的開路先鋒轉變為民族救亡的中流砥柱。
記者：不畏犧牲、誓死不降，是共產黨人的鮮明品格，除此之外，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您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民族抗戰最突出的特點體現在什么方面？
金一南：七七事變之前，日本統治者以為3個月可滅亡中國，他們只看到了中國政府的羸弱。七七事變發生20多天后，蔣介石判斷對日作戰可支撐6個月，他看到的是國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資源。毛澤東卻說，“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1938年5月，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他看到了中國民眾中蘊含的巨大能量。
日本侵略者完全沒有想到要面對兩支性質完全不同的軍隊，面對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戰場。不但要面對蔣介石領導的正面戰場，還要在毛澤東領導的敵后戰場面對覺悟了的、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英勇戰斗的千千萬萬普通民眾。戰爭初期，日軍全力以赴進攻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隊，根本不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放在眼里，隨著日軍越來越深入中國土地，情況變化越來越出乎他們的預料。1939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說：“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于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時，日軍已有9個師團和12個旅團被釘死在華北，嚴重牽制了日軍兵力，消耗了日本國力。敵后戰場全民皆兵、全民參戰、軍民一致打擊侵略者，為侵略者壘起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令日軍震驚不已。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是共產黨的法寶。
民族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是對“蔣廷黻之問”的回答和超越
記者：您在多個場合，就抗戰問題作了很多精彩的演講，有的關于正面戰場，有的關于敵后戰場，有的分析舊式軍人因素，有的分析戰術技術因素。重溫那段歷史，請您從總結教訓的角度，談談如何消解日本侵略對國人造成的創傷，并談一談這場戰爭對我們的啟示。
金一南：這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給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都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今天我們回顧抗日戰爭，絕不是聽一段傷痕文學，然后舔舔傷口、包扎傷口，落淚不止就結束了。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從中獲得了什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是什么？今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性支撐是什么？是空前的民族團結，是英勇的民族抗爭，是深刻的民族覺醒。我們再也不能讓這種悲劇發生。
抗日戰爭發生之前和發生之初，中華民族的命運跌到了谷底，我們是從谷底開始攀升，在大災難中開始了覺醒、奮發。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體制中，存在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思想，這種思想所帶來的影響無所謂國家利益，無所謂民族利益，只有王朝利益，只有姓氏利益，這是中國近代致弱之源，就是孫中山為什么講4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而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第一次真正經歷了全民的覺醒，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才發現日本侵略者殺中國的人、掠中國的地，絕不是僅僅在和一個國民政府打仗或者和中國共產黨打仗，而是對中華民族全民族的挑戰，因此中華民族全民族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現在我們講民族復興，應有之義有國民經濟的增長、人民的普遍富裕等，但強調物質的同時不要忘記精神。當物質上來了，精神垮下去了，依然無法實現有效復興；當然，光憑精神力量沒有物質力量也不行。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的復興，才構成一個民族全面的真正的復興，就是由一盤散沙變成一個堅強的整體。我們的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等，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呢？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圖譜。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戰“疫”所表現出來的這個堅強整體，就是在物質和精神雙重作用下，構筑起來的堅強堡壘。
記者：您曾在演講中談到過歷史學家蔣廷黻發出的“蔣廷黻之問”，即“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您從這一問題談起，給出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中華民族趕上西方國家的回答。在建黨百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開啟之際，請您再談談今天怎么認識“蔣廷黻之問”？
金一南：“蔣廷黻之問”是在1938年抗日戰爭最艱難的階段提出的，這一問題的本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什么能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為什么能勝利。這些問題大清王朝回答不了，北洋政府回答不了，國民政府回答不了，歷史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能夠回答。新中國的成立，是對“蔣廷黻之問”的回答，是中國共產黨人為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的一份大禮。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絕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我們不是為了主義而主義，為了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是我們認識分析中國問題的一個方法和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途徑，但它不是我們的目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中國共產黨存在于中國，存在于全世界華人心目中最根本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就是說，這個黨、這個政權最能代表、捍衛和維護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最能展現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價值點。
“蔣廷黻之問”提出時，他想到的是怎么樣讓國家能夠保全，怎么樣能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想都不敢想。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工業技術等快速發展，尤其是高新科技的發展，進一步回答了“蔣廷黻之問”，就是我們能夠趕上西洋人，并在很多領域擁有了先進的科學和機械，走在世界前列。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是對“蔣廷黻之問”的有力回答和超越。蔣廷黻當年也沒有想到，全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中華文明，唯有中華文明不僅一直延續下來，而且在今天煥發出更加耀眼的光彩，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賦予中華文明的全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