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好黨史的關鍵是遵循正確有效的方法，毛澤東所講的“古今中外法”為我們提供了重要遵循。
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明確指出：“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澤東這里所講的“古今中外法”，就是黨史研究的時空觀，就是要站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角度來分析黨史、研究黨史、看待黨史、認識黨史，這才是全面的、歷史的、科學的、客觀的方法，才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正確的歷史觀，基于此也才能形成正確黨史觀。
研究黨史是如此，學習黨史何嘗不是如此。通過“古今中外法”來學習黨史，一方面，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明確歷史發展的“古今”和由來；另一方面，明了歷史發展的“中外”和彼此。學習黨史的“古今中外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是全面、系統、科學的正確方法，需要我們遵照執行。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將當時我們黨的歷史按照順序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大革命時期（含準備階段的1921年至1924年）、內戰時期、抗日時期，對各個階段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等問題進行了相對全面客觀具體的分析，這就是他所說的黨史研究的“古今法”。毛澤東在提出當時黨史發展三個階段的基礎上還深刻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因為“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于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后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這是合乎歷史發展需要的，也是體現“不能隔斷歷史”的要求。
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學習黨史的上述“古今法”，可以幫助我們從縱向上深入把握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光輝歷程，從橫向上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為國家、人民、民族、世界作出的偉大貢獻，有助于我們把苦難輝煌的過去、日新月異的現在、光明宏大的未來貫通起來，以史為鏡、以史明志，走好新時代我們自己的長征路。
毛澤東所說的黨史研究的“中外法”，一方面是指字面意義上，“中”就是“中國”，“外”就是“外國”；另一方面是指引申意義上的，有“內外”或“敵我”的意思。前者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談到中國的反帝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無產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產階級，講到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斗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領導國際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斗爭。”后者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由此，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毛澤東在闡述黨史研究的“中外法”時還特別提到了黨史研究的立場和方法論問題，那就是必須“以我為中心”、一切以中國為中心，而不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為此，他明確指出：“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共黨史了。”這也為我們學習黨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需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特別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也是學習黨史的“中外法”給我們的現實啟示。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