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向西突圍，國民黨軍隊緊追其后。長征起始，采取“搬家式”轉移，部隊攜帶大量輜重，導致行軍速度緩慢，嚴重影響作戰。
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后，蔣介石急忙命令湘軍組織新防線，企圖切斷紅軍西進道路，把紅軍包圍在遂川以南、桂東曲江以東的湘南地區。但當時何鍵的湘軍正分散在各地“清剿”，來不及組織大規模兵力，湘南只有一些地方部隊駐守。1934年11月5日至8日，中央紅軍從汝城、城口之間，一舉突破國民黨軍的第二道封鎖線，此后再一鼓作氣，于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由郴州、宜章、良田間打開缺口，突破第三道封鎖線；15日占領宜章，18日兵分兩路向道縣、江華挺進。但是當中央紅軍接近湘江時，卻面臨嚴峻考驗，蔣介石在那里設置了第四道封鎖線。
隨著中央紅軍連續突破三道封鎖線，蔣介石調整部署，意欲把紅軍主力圍堵在湘桂交界處，阻止其進入貴州，或者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為達到此目的，蔣介石命令何鍵的湘軍、李宗仁的桂軍廣泛地構筑碉堡、壁壘，并調集40萬兵力設置第四道封鎖線，企圖一舉殲滅紅軍主力于湘江邊。
11月25日，中共中央、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野戰軍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搶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命令指出，紅軍目前即將進行決定命運的渡江作戰，要利用敵人尚未完成合圍之時渡過湘江。同時也指出，敵人以逸待勞，而且武器裝備占優，紅軍要做好遭受極大傷亡的準備。
11月27日，湘江之戰開始。紅三軍團和紅一軍團打頭陣。28日，紅三軍團為掩護軍委縱隊，在新圩和國民黨軍浴血作戰三天兩夜，待撤離戰場時紅五師僅剩下不到1000人。
紅一軍團在戰斗打響后，攻占腳山鋪，奪取了湘江渡口。湘軍集中3個師的兵力反攻，企圖奪回渡口，把紅一軍團趕到江里去。紅一軍團拼死抵抗，此時紅八、紅九、紅五軍團尚在百里之外。為了加速渡江，紅八、紅九軍團不得不扔掉一些輜重，在后衛紅五軍團的掩護下，紅九軍團20余個小時急行軍上百里，連夜過江。
紅八軍團在途中和國民黨軍遭遇，耽誤了時間，趕到湘江渡口時已經是第二天清晨。桂軍第四十師趕到江邊，猛烈地攻擊，紅八軍團損失慘重，只有一小部分渡過湘江。此后，因為所剩人員不多，紅八軍團建制撤銷。
紅三十四師作為全軍殿后部隊，邊打邊撤，但是等趕到江邊時，渡口已經被國民黨軍攻占。紅三十四師只能轉戰湘江東岸，進行敵后游擊戰。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進行的湘江之戰，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與國民黨軍展開的最為激烈的惡戰。盡管紅軍英勇作戰，部隊仍然損失慘重，全軍從8萬多人銳減到3萬余人。
（二）
按照博古等人的計劃，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后，應該北上湘西，尋找紅二、紅六軍團。為阻止中央紅軍與賀龍、蕭克兩部會合，蔣介石調集20余萬兵力，在湘西南以及黔東一帶部署防線，沿用“圍剿”中央蘇區的辦法，廣泛地構筑碉堡。
既然目的地已經暴露，如果再按原計劃進軍，那中央紅軍面對五六倍于己的敵人，就勢必會陷入死地。1934年12月11日中央紅軍攻占湖南通道縣后，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下一步行動。博古、李德堅持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帶創建蘇區。但毛澤東認為北上無異于自投羅網，當前形勢危急，應該放棄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設想，改為向國民黨軍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爭取在戰略上取得主動。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最后決定西進貴州。
12月15日，紅一軍團攻占貴州黎平縣城。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黎平召開。會上，就中央紅軍的下一步行動再次發生激烈爭論。李德仍堅持原先的計劃，即在黔北和國民黨軍打一場硬仗，甩開敵軍，然后北上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前進，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兩種意見激烈交鋒，在周恩來等人的支持下，毛澤東的建議被采納。中央紅軍放棄北上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為向貴州進軍。會后，中央下發《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指出：“鑒于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此外，“在向遵義方向前進時，野戰軍之動作應堅決消滅阻攔我之黔敵部隊。對蔣、湘、桂諸敵應力爭避免大的戰斗”。
黎平會議后，紅軍建制也進行了調整。紅八軍團編入紅五軍團，董振堂任軍團長；軍委縱隊和中央縱隊合并成為軍委縱隊，由劉伯承任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中央紅軍分兩路縱隊向貴州挺進。右縱隊由紅三、紅五軍團組成，直奔黃平，12月28日攻占黃平縣城，30日又攻占甕安縣，擊敗龍安河駐軍后直抵烏江南岸。左縱隊由紅一、紅九軍團組成， 12月26日，攻取施秉后，又乘勝攻克余慶，而后也順利抵達烏江渡口。
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甕安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博古、李德又一次提出希望不渡烏江，掉頭北上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師，但這一主張受到與會領導同志的強烈反對，會議決定強渡烏江，并規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隨后，紅一軍團強渡烏江；紅三、紅九軍團也在茶山關、回龍場等渡口渡過烏江。1月6日，紅軍主力全部渡過烏江。
1月4日，先期渡過烏江的紅六團接受了奪取遵義的任務。紅六團在深溪水殲滅黔軍1個營，通過俘虜了解到遵義城的情況后決定智取。紅軍偽裝成黔軍的潰軍，混入城內。1月7日，紅六團里應外合拿下遵義城。1月9日，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進入遵義城。至此，長途跋涉的中央紅軍終于得到暫時休整，中央機關也有機會召開會議總結此前的軍事教訓。這就是后來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之所以能順利召開，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軍隊將士普遍對李德、博古的錯誤指揮表示懷疑。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失敗，使得一些前線指揮員對當時的指揮產生不滿，例如彭德懷就多次提出批評意見，并同李德發生激烈爭論。隨著長征中的不斷失利，這種不滿情緒與日俱增。第二，領導人之間的認識趨向一致。張聞天和王稼祥早在蘇區時期，就對“左”傾路線表示懷疑，并提出過一些批評和建議。長征出發時，毛澤東和張聞天、王稼祥一起行軍，彼此交換意見。毛澤東經常向二人談到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時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更促使他們認識到李德、博古等人的錯誤。因此，他們提議在遵義召開中央會議，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朱德、周恩來對張聞天、王稼祥的提議也都表示支持。
（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即遵義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還有紅軍高級指揮員。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列席會議。
遵義會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國民黨軍前后圍堵的情況下，紅軍還要不要執行黎平會議決定，即要不要在黔北建立根據地，以及如何擺脫追兵、取得戰略主動。當時，蔣介石已經派薛岳率中央軍尾隨進入貴州，配合黔軍前后夾擊，形勢嚴峻。劉伯承、聶榮臻首先提出北渡長江，進入川西建立根據地的設想。會議討論后決定，不再執行黎平決議，改為渡過長江向川西發展。
其次，會議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路線進行討論。博古作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
博古、周恩來報告后，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朱德、聶榮臻、彭德懷等先后發言，他們一致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原因是戰略戰術不當，負責人指揮失誤。
經過三天激烈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決議》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在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地）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澈（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的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達到了他的目的”。
此外，決議指出“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為此，會議決定：一、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常委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此，遵義會議取消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實際上樹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遵義會議并沒有討論政治路線，主要是糾正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方針。這主要是毛澤東從策略的方面考慮，先解決主要矛盾。如果當時提出政治路線的問題，影響面太廣，可能會有較大阻力。等到長征勝利結束，各方面條件成熟后，政治路線上的錯誤方才得到徹底解決。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十分重要的轉折點，其意義在于：第一，從組織路線上講，經過長期的革命探索，中國共產黨人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盡管遵義會議并未明確表示由毛澤東負全黨總責，但他被選為政治局常委，逐步成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第二，從矛盾處理上講，遵義會議成功地解決了黨中央內部的分歧，樹立了黨內解決矛盾糾紛的范例。一方面，遵義會議對犯錯誤的領導同志進行了批評，并在組織上進行職務調整。另一方面，遵義會議沒有單純對某個人進行批評和斗爭，而是主要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第三，從成果上分析，遵義會議是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中央機關撤離遵義后，2月10日，向縱隊科以上干部傳達了決議內容，后來各軍團又逐級下達，使紅軍戰士充分了解遵義會議的內容。此后，紅軍四渡赤水，接著兵臨貴陽，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實現了北上川西的戰略設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