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入川，攻取成都，劉璋敗降，益州平定，魏蜀吳三足鼎立之勢初成。
亂局甫定，百廢待興，戰后重建問題便擺到臺前，需要當政者認真考慮。身為股肱大臣，諸葛亮替劉備仔細清理了益州的“政治賬”，發現劉焉劉璋父子留下的是一個爛攤子。
具體而言，首先，當地派系林立，內斗不已。劉氏父子任用東州人鎮壓益州人，一方專橫跋扈，一方怨恨深重，導致蜀地山頭主義盛行。其次，劉氏父子統治二十余年，施政寬柔，法令廢弛，官員庸庸碌碌，賄賂公行。再次，就算頗具才華的干吏，也深受不良政風熏染。比如法正，身兼統轄蜀郡、為劉備參謀等要職，性格刻薄，睚眥必報。據《資治通鑒》記載，旁人對他有過一餐飯的恩惠，他都予以報答；若旁人對他有一瞪眼的怨恨，他也無不報復。因缺乏有效法令約束，法正恣意妄為，不顧過失輕重，擅自殺害了不少曾經冒犯過自己的人。
干部隊伍不團結、官員們要么悶聲貪腐、要么權力任性，一句話，劉備、諸葛亮所接盤的益州官場，政治風氣已然壞掉了！
想必此情形對于當前的不少黨員干部而言，其實并不算太陌生。有一段時期，往往有些新任命到某地區、某部門主持工作的干部，下車伊始，就發現當地或該部門問題很多，尤為突出的便是干部隊伍的作風問題：有人不作為，有人亂作為，政府公信力不足，不少工作難以開展。這局面的形成，前幾任領導恐怕難辭其咎。
風氣關乎班子團結奮進，風氣影響地方長治久安。因此，新官上任，如果要點“三把火”，首要在于抓政風。
那么政風難題究竟該怎么破？倒不妨借鑒一下諸葛亮的“治蜀經驗”。入蜀不久，還是那位法正，主動向諸葛亮建言道：“當年漢高祖入函谷關，約法三章，秦地的百姓感恩戴德。如今，您借助權勢的力量，占據一州的地方，國家剛剛建立，應該對本地官民施加恩惠，進行安撫。況且從外來的客與本地的主這層關系考慮，客人的姿態應當降低，希望您能放寬刑律和禁令，以適應當地人的意愿。”這番話于公來講，是法正給諸葛亮治理西蜀提供思路；然于私而言，或許隱有代表本土勢力希望丞相關照其集團利益之意。
為政以德，最忌不公。諸葛亮自然不會接招，他答曰：“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因為暴虐無道，政令苛刻，造成人民對它的怨恨，所以一介草民大呼一聲，天下就土崩瓦解。漢高祖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采用寬大的政策而獲得很大成功。劉璋糊涂軟弱，從其父劉焉那一輩起，劉家對蜀地的人兩世的恩惠，全靠典章和禮儀維系上下的關系，互相奉承，德政不能施行，刑罰失掉效力。蜀地的人專權而為所欲為，君臣之道，漸漸破壞。給予高官表示寵愛，官位無法再高時，反而被臣下輕視；順從臣下的要求，施加恩惠，不能的時候，臣下便會輕狂怠慢。蜀地所以到了破敗的地步，實在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引起的。我現在要樹立法令的威嚴，法令被執行，人們便會知道我們的恩德。上下之間有了一定的規矩，治國之道，由此便清楚顯現了。”
簡言之，諸葛亮給出的方案即通過嚴肅法規來重建秩序，從而督促百官養成規矩意識，那么良好政風自然逐漸隨之形成。
圍繞此理念，諸葛亮制定了蜀科，作為論獄斷案依據。有法可依后，他執法甚嚴，不徇私情，心腹馬謖失了街亭，揮淚斬之，重臣李嚴誤期失責，削爵為民，大將廖立搬弄是非，貶為庶民。再就是諸葛亮以身垂范，律己倡廉，強調“人君先正其身，然后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因此終其一生，家產不過“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
當然，諸葛亮在改變蜀地政風的過程中，也有其不足之處。如矯枉過正，產生新的冤屈，“自君子小人感懷怨嘆”；與此同時，對于法正、黃皓這樣的恣睢之徒，他又失之于寬，缺乏必要的警告與懲戒，身歿后終致宦官禍國。
如今的成都武侯祠大殿之上，有副對聯甚是醒目：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此三十字，對諸葛亮治蜀得失之點評，可謂精辟。
如今思來，改變一地一部門之政風，自身過硬外，尚需審時度勢，辨證施治。風氣的變壞，非一朝一夕所致，扭轉起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是一項考驗主政者真心、決心、耐心與細心的技術活，若沒有通盤的縝密考慮，難免再蹈“寬嚴皆誤”的覆轍！（王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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