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七年（1881年），兵部侍郎朱智告老還鄉(xiāng)，回到原籍浙江省錢塘縣（在今杭州市）。誰能想到，已在朝中宦海浮沉近三十年的朱智并未就此沉寂，而是又開啟了一段濃墨重彩的人生。
朱智的大部分京城歲月是在軍機處度過的。據(jù)專門收錄清朝軍機處有關(guān)資料的《樞垣記略》記載：朱智于咸豐元年（1851年）中舉，先是在工部擔任一名下級官員，咸豐八年（1858年），因文字功底扎實被選為軍機章京。后累官升任通政使司副使、鴻臚寺少卿、大理寺卿、太仆寺卿，但仍長期留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光緒五年（1879年），朱智任兵部侍郎，僅兩年后便辭官回到杭州。
杭州錢塘江大潮，自古以來就有“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之美譽，如今更是受到萬眾期待的著名文化旅游景觀。然而古時候，因防汛能力落后，每逢大潮，江水就會倒灌進城，給杭城人民帶來許多災(zāi)難。在杭州流傳甚廣的“錢王射潮”傳說，以及廣為后人稱道的白居易、蘇軾等歷任杭州清官治理西湖的事跡，莫不與此相關(guān)。
朱智所處的晚清時代，國家貧弱，積重難返。朱智親眼目睹了“鎮(zhèn)潮寶塔”六和塔以及江岸的防汛堤年久失修、破敗不堪，對飽受江潮之害的百姓生活感同身受，于是作出了人生中一個重要抉擇——自己籌措資金修塔筑堤，用生命最后的時光來造福桑梓。
既無官位職權(quán)，又無公款支用，朱智孜孜以求的事業(yè)，其完成的難度可想而知。首先是施工條件異常艱苦。據(jù)朱智自述，“增腳釘樁，應(yīng)在水涸見底之時，逐層加高，尤必俟潮汛緩小，方免隨砌隨沖”，“塔在月輪山巔，前臨大江，護塔廊屋支架登造頗涉危險”。正因此工程屢被耽擱，年邁的朱智心急如焚。其次是經(jīng)費十分困難。據(jù)后來擔任浙江巡撫的聶緝椝寫給皇帝的奏折稱，該工程“共用工料銀十萬三千四百五十兩”，“歷時將及十年”，系朱智“獨立捐辦義舉工程，斷無不實，且始終未動公款”。比朱智稍早的胡雪巖，修建住宅時僅一處用于游玩觀賞的“芝園”就耗銀十余萬兩。與一擲千金的胡雪巖相比，朱智籌銀十萬用了將近十年，足見其艱辛，而經(jīng)費用度精確到“兩”，且堅持不用公款，又充分展現(xiàn)出朱智的清廉本色。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積勞成疾的朱智去世。在《代遞前侍郎朱智遺折》中，朱智給皇帝寫道：“今年入春以來，舊恙增劇，料不久于人世……塘塔工程幸已及半，惟有遺屬家屬細心經(jīng)理，早竣全功，了微臣未竟之志。”十年艱辛，字字血淚，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朱智去世后，他的家屬繼承遺志，通過艱辛努力，工程終于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全面完工。如今的六和塔，高高聳立在錢塘江畔，塔下綿延數(shù)十公里的江堤堅不可摧，它們一起守衛(wèi)著杭城千家萬戶的幸福生活。人們登六和而聽塔鈴，望錢江而觀大潮，自然而然地會回憶起百年前那位衣著簡樸、拖著病軀堅守工地的花甲老人，還有他那不可磨滅的功勛。
青年朱智在工部供職，因官卑職小，其事跡已無可考證，或許這期間所積累的經(jīng)驗為他日后筑堤修塔提供了知識儲備；中年朱智在軍機處當差，雖身處權(quán)力中樞，但難有作為；老年朱智回歸鄉(xiāng)里，以宏大的志向和清白的操守，終于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一個令人贊嘆的句號，也為杭城人民留下了永久的記憶。
直到今天，朱智故居還完好保留在杭州市上城區(qū)金釵袋巷，經(jīng)過精心修繕，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居委會”上羊市街社區(qū)工作和活動的場所，繼續(xù)造福當?shù)厝罕姟＃ㄌ锞В?/p>
（轉(zhuǎn)自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wǎng)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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