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輟始于宋
一座城市，如果沒有山水的點染，總覺得缺了幾分靈氣。星城長沙，湘江西岸，一座不高的山，融秀麗的自然風光與深厚的人文底蘊于一身，古人認為它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乃南岳衡山之足，故有岳麓之名。
岳麓山中清風峽，一座“愛晚亭”是長沙人賞秋的勝地，亭名源于唐人杜牧的千古名句“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不少游客以為愛晚亭在杜牧那時就有了，其實它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起這座亭子的是岳麓書院史上任期最長的一位山長羅典。站在愛晚亭中，眼前那片浮現在蒼翠間的建筑，正是岳麓書院，而它的故事要從宋代講起。
宋代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分水嶺，出現于唐時的書院，在宋代大放異彩，尤其一批學問精深的理學家執掌各大書院，教授生徒，弘揚理學，蔚為大觀。
說起宋代的書院，有“北宋四大書院”“南宋四大書院”等說法，在這兩個名單中均有岳麓書院之名，但兩份名單承載的意涵又不盡相同。
北宋開寶六年（973年），此時湖湘大地并入北宋版圖不久，朝廷派朱洞出任潭州太守（潭州治長沙），應地方士民的請求，設立岳麓書院。起初書院規模不大，功能也較為單一，到北宋咸平年間（998年—1003年）李允則為潭州太守時，在他的積極推動下，書院擴建了學舍，配置了學田，獲得了朝廷賜書，并在書院內“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春秋祭祀，由此岳麓書院之講學、藏書、祭祀、學田四個組成部分的規模已經形成，延續到后世。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岳麓書院迎來了屬于自己的高光時刻，書院史上第一位山長周式，獲得宋真宗的召見。這位宋真宗，便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的作者，由此可見他是位頗為重視教育的帝王，也不難推測他召見周式的目的。周式辦學有方，為國育才，宋真宗本想留他在京城中，擔任國子監主簿，但他執意要回岳麓書院主持教務，宋真宗在他行前，御書“岳麓書院”匾額賜給周式，今天我們在書院大門看見的匾額即出自宋真宗的手筆，至于匾額下方那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的對聯，我們在下文再述。
北宋時代的岳麓書院，是一座以科舉考試為辦學導向的學校，隨著理學的傳播，岳麓書院開始轉型，在此過程中，人稱“南軒先生”的張栻貢獻尤大。
張栻是湖湘學派的奠基者之一胡宏的弟子。兩宋之交，岳麓書院毀于戰火，胡宏有意興復，遺憾的是，他未能實現這一宏愿。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劉珙知潭州，任內他不僅興復岳麓書院，并且延請張栻主持教務。張栻有山長之實，而無山長之名，因為岳麓書院山長是自己的老師“所不得為者”，出于對老師的敬意，不受山長之銜。
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這篇文章中，張栻提到自己曾與友人造訪新修好的岳麓書院，他“愛其山川之勝，堂序之嚴，徘徊不忍去”，他忍不住向友人發表自己對于這所書院的看法，他認為劉珙興復書院，“豈將使子群居族譚，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傳何道？圣賢之道也。圣賢之道，要在一個仁字，仁不是高不可及的，而體現在我們身邊的小事中，倘若能將在“事親從兄、應物處事”中感受到的仁予以充實，“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
在這篇反映張栻教育理念的文章中，他用了多處反問，顯示出改革書院教育的急迫。張栻前后主持岳麓書院教務七年，在此期間岳麓書院“由一所傳習科舉之學的學校轉變為一所傳習理學的學校”“由一所僅僅具有教學功能的學校轉變為一所具有教學和學術研究雙重功能的學校”“由一所官學替代者的學校轉變為一個真正獨立于官學之外的聞名全國的學術基地”。
立德求學的指引
在張栻執掌岳麓書院時，還發生了一件令后人津津樂道的事。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特意從福建來到長沙，來到岳麓書院，與張栻會面，兩人論學達兩個多月之久。
在會面前，張栻與朱熹已通過書信交換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但均感紙面上的交流不夠酣暢，還是見一面為好。如果要論兩人的師承，都可以遠溯到程顥程頤兄弟，但經過幾代人的傳承，彼此在一些問題上意見不一乃至有沖突，亦在情理之中，據說“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可以想見高手過招的激烈。
這場會講，是中國書院史上較早的一場會講，持不同學術觀點的學者聚會一堂，將自己的觀點亮出來，彼此詰問，正是在不斷的切磋下，學問才能向精深處走去。也正是因為這場會講，讓元代理學家吳澄發出這樣的感嘆：“自此之后，岳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朱熹與岳麓書院的緣分實在不淺，將近三十多年后，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至長沙，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平亂，但在公務之余，他對岳麓書院的教務十分留意。朱熹將此前為九江白鹿洞書院制定的學規引入岳麓書院，后世改稱《朱子書院教條》。
學規首先標舉出《孟子》中的五倫之教是學習的內容，再以《中庸》中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為“為學之序”。問學之外，日常生活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為此學規開列出“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學習不只是在書院中，而應延伸到生活中。走出書院的大門，進入更廣闊的生活世界，在書院中習得的涵養功夫要真實運用于實際，這是更大的考驗，是更深的修煉。
朱熹立下的學規，是岳麓書院史上第一個完整的學規，影響深遠。到了清代，岳麓書院學規越來越多，今天我們參觀岳麓書院時，在講堂處可看到一方石刻，上刻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長王文清制定的《岳麓書院學規》十八條，條文通俗易懂，但要做到卻不容易。
前十條以“立德”為主，要求學生們“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舉止整齊嚴肅”，倡導節儉，“服食宜從儉素”，交友謹慎，“損友必須拒絕”，珍惜時間，“不可閑談廢時”。后八條以“求學”為主，要求學生們“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不僅要讀古人的經典，也要“通曉時務物理”，如果讀書至深夜，要求“夜讀仍戒晏起”。
學規給學生們立德求學以指引，但對學規的實踐仍視乎個人。好的書院，在于營造出一種良好的氛圍，使學生們在此氛圍中自然向慕圣賢，持敬守道，精進學問，磨礪品性。
楚材斯盛開新篇
在王文清制定《岳麓書院學規》近七十年后，即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的對聯問世了。今天站在岳麓書院大門前，游人總要駐足觀看這副對聯，這副對聯是時任山長袁名曜和學生張中階合撰的。岳麓書院的師生，自然是飽讀儒家經典的，這副對聯上聯源出《左傳》之“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楚地便以人才之盛而著稱；下聯源出《論語》之“唐虞之際，于斯為盛”，這是孔夫子稱贊周武王麾下人才濟濟之語。
有人或以為此乃大言不慚，實則岳麓書院的辦學成果，當得起這副對聯。僅以清代為例，由明入清的思想家、以《讀通鑒論》而聞名天下的王夫之，晚清最早“開眼看世界”的一位知識分子、著有《海國圖志》的魏源，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倡導洋務運動的曾國藩，他們都曾在岳麓書院就學。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得更長，尤其在近代中國的風云變幻中，湖南人的身影隨處可見，其中不少人或就讀于岳麓書院，或與岳麓書院有密切的聯系。
在晚清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岳麓書院再度面臨著轉型。清末新政實施學制改革，書院向近代學校過渡，1903年岳麓書院亦變為湖南高等學堂。湖南高等學堂又經歷了復雜的沿革，直至今日的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是幸運的，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一些知名書院喪失了教學功能，甚至院址也沒有保留下來，岳麓書院內的教學活動卻存續至今，千年文脈未曾中絕。
漫步岳麓書院，一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讓人既感親切又覺得意外。
實事求是出自古代經典，《漢書》說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嗜書如命的河間獻王，遇到好書，將原本留下，再抄寫一份還給原主，唐人顏師古注“實事求是”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基本是從河間獻王求書的角度來闡釋。
1917年，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遷入岳麓書院辦學，校長賓步程題寫了這塊“實事求是”匾，懸掛于講堂。
二十四年后，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他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實事求是”作了一番新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他還說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與岳麓書院也有一段過往。1916年至1919年間，毛澤東曾數次寓居岳麓書院半學齋，他與蔡和森等人發起組織了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善人心風俗”為宗旨的新民學會，學會舊址即在岳麓山腳，而當年他與好友縱論天下的地方就在書院后的愛晚亭。
千年岳麓，文脈賡續，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羅慕赫）
（轉自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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