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代表了魏晉風度最后的遺響，他的談諧和清談相關，他的種種逸聞趣事和魏晉名士任誕、戲謔的人生態(tài)度異曲同工，他的詩歌中有諧趣之詩，陶淵明的這些幽默風趣，悄悄隱藏在他自然、隱逸的標簽下，不經(jīng)意間被我們所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更加生活化的詩人、充滿溫情的父親，也是一個喜歡談諧的朋友，是一個可以親近的多面的陶淵明。此點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在詩文中多次展現(xiàn)了其作為父親的形象與感受。其中有一首寫于中年以后（有學者認為是晚年）的《責子》詩讀之頗讓人感覺詼諧幽默，詩曰：“白發(fā)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詩的題目雖為責子，本以為是要板起面孔來說教，可詩中的描述卻充滿溫情與無奈，詼諧與自嘲。后人對此詩的意旨多有解釋，宋人黃庭堅則從詩中看到了陶淵明“豈弟慈祥，戲謔可觀”（《書陶淵明責子詩后》）的個性。
陶潛作于大限將至的《挽歌》詩也被胡適稱為“詼諧的詩”（《白話文學史》），另有被朱自清稱為俳諧體的《止酒》詩，因詩中每一句都有止字被后人稱為文字游戲之作，認為乃“陶公戲筆”“昌黎《落齒詩》似效此”（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讀這些詩，陶淵明的詼諧幽默躍然紙上，那么在詩歌中表現(xiàn)出幽默的陶淵明，在史書的記載中是不是一個有趣的人呢？答案應是肯定的。在現(xiàn)存關于陶潛的各種史傳中，都記載了他的一些趣事。比如，據(jù)《宋書》記載，陶淵明做彭澤令時，為了滿足自己飲酒的嗜好，“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這一行為就像任性的小孩兒，讓人哭笑不得。又據(jù)《宋書》《南史》等記載，陶潛嗜酒，不管貴賤之人造訪，有酒輒設，醉了便對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淵明這些逸事，讀之每每讓人忍俊不禁。后人常把這些行為歸于他的真率自然放達之性情，其實這率真之中何嘗不包含了陶淵明如赤子一般的真趣與諧趣。如果我們跳脫出通常所謂的真率放達這一評價，換一個視角，從詼諧幽默的角度來看待陶淵明這些頗讓人感到好玩兒的行為，不受禮法束縛的做法，陶淵明有如魏晉風度般的種種趣事其實質是對自我的堅守，是個人對社會采取的一種戲謔任誕的態(tài)度。
再回到陶淵明的詩歌文本中來看，陶淵明兩次在詩中提到有人賞其趣。一是《飲酒》二十首中的一首，詩中寫道：“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shù)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這里賞其趣的應該是雜亂言的田夫野老。他們在松樹下席地而坐，相談甚歡，酌觴而忘我，酒醉之后彼此言行失當也無所顧忌。另一首是寫于晚年的《答龐參軍》一詩，在詩中陶潛也提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每顧園林”。這里的客指龐參軍，在兩人還不十分熟悉的時候，龐參軍便很欣賞淵明的風趣或趣味，經(jīng)常光顧陶潛的住處。有注本把這兩處的趣都解釋為志趣相投，志趣相投當然是一種非常寬泛的解釋，沒有問題，可是在第一首詩的語境中，這個趣應該更為通俗，因為普通的田間父老對淵明趣味的欣賞，也許更是因為他的閑情野趣、日常之趣，甚至就是其飲酒之趣，所以才會提著酒壺一一到來。或許也有可能是陶淵明的風趣，不在乎禮法，其行為顯得那么獨特而有趣。總之，友人賞其趣，這個趣不僅是志趣，還應該包括陶淵明的日常趣味甚至是風趣。
那么為何會有這樣的日常之趣呢？因為陶淵明與朋友們在一起除了飲酒閑談游賞外，他們還喜歡做的事便是“談諧”。陶淵明在兩首詩中提到了談諧。其一便是上文所引的《答龐參軍》詩，在“有客賞我趣，每每顧園林”一句后，陶潛寫道“談諧無俗調(diào)，所說圣人篇。或有數(shù)斗酒，閑飲自歡然”。另一首是主旨繁多的《乞食》詩：“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詩中描寫了陶淵明因饑餓難忍出外乞食，遇到了熱情的主人，兩人談諧終日、觴詠賦詩的場景。前一首詩中的談諧二字在各種陶詩版本中沒有異文，第二首詩的談諧二字在某些版本中作“諧語”“談話”等，但是據(jù)影宋紹熙刻本，現(xiàn)在一般的通行本仍作談諧。
而對談諧的解釋，現(xiàn)代注家較多釋為“和洽之談”“談話融洽”，如龔斌先生的《陶淵明集校箋》、袁行霈先生的《陶淵明集箋注》。或釋為“清談”，如古直先生的《陶靖節(jié)詩箋定本》。這兩種解釋當然都不錯，但是還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解釋。《漢語大詞典》釋“談諧”為“說笑”義，并舉陶淵明《乞食》詩為例。的確，從歷史文獻的語境來考察，“談諧”包含了談話的諧趣，說一些好笑的事等意思。西晉初夏侯湛在為滑稽之祖東方朔畫像寫的《東方朔畫贊》中說道：“先生環(huán)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茍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諫以名節(jié)。名節(jié)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這里的贊語和《漢書·東方朔傳》相表里，東方朔在濁世中不愿只是自己富樂，所以要出仕為官，但若為官不能行正直之道就要傲世獨立，可傲世獨立卻不能夠垂范后人，所以要正直諷諫君主來保持名節(jié)，可正諫卻往往惹怒君主帶來殺身貶謫之禍，不能久安其位，所以要用詼諧的方法委婉諷諫，來取得君王的容忍。這里的詼諧二字在《文選》中作詼諧，而在宋代岳珂編《寶真齋法書贊》中，收有唐人摹寫的王羲之書《東方朔畫贊》，全文基本與《文選》一致，但詼諧二字則寫作談諧。除去版本文字的訛誤等問題，可見在古人的認識中，談諧與詼諧的意思多有相似。
以上舉例可讓我們管中窺豹，得知談諧一詞在歷代文獻的語境中確實包含了說笑、詼諧、好笑之義。回到陶淵明的詩歌中，陶潛與龐參軍“談諧無俗調(diào)，所說圣人篇”，可見，談諧并非是俗不可耐的笑話，也可以存在于正經(jīng)的學術探討中，這一點又和清談有關。據(jù)香港學者楊勇在《論清談之起源、原義、語言特色及其影響》一文中所論：“世人皆以為清談是談《老》《莊》等學術思想，或人物批評；而不知清談始是談嘲；滑稽笑語，供人娛心者也。然清談重心在語言。不知清談語言之特色，不能治清談也。且其起源既早，語言亦自具一格：諧辭隱語，最見嘲調(diào)、嫚戲、徘謔之特色；滑稽笑語，宜乎辨捷、能言之人之才騁也。”楊勇在文中舉了大量的例子，說明了清談始于談嘲，清談的語言具有談諧之特征。
在陶淵明之后的歷代文獻中，談諧一詞屢屢出現(xiàn)，而且多是和戲謔并列使用，在史傳寫到某人時，也多把談諧作為一種特別的性格特征加以表述。如《舊唐書·王琚傳》中，王琚自述“飛丹煉藥、談諧嘲詠堪與優(yōu)人比肩”，同書《喬琳傳》稱“琳倜儻疏誕、好談諧侮謔僚列”，《賀知章傳》稱賀知章“常靜默以養(yǎng)閑，因談諧而諷諫”，都是特別提出此人談諧的性格特點和行為方式并加以敘述。史書中類似的記載不勝枚舉。另外，在歷代文獻中，談諧還經(jīng)常和文人雅集觴詠作詩相連，是文人思接千載、反應敏捷、下筆成詩背后的一種有益氛圍。如《唐才子傳》在談到文人集會時說：“（往往文會）群賢畢集，觥籌亂飛，遇江山之佳麗，繼歡好于疇昔，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于斯能并矣。況賓無絕纓之嫌，主無投轄之困，歌闌舞作，微聞香澤，冗長之禮豁略去之，王公不覺其大，韋布不覺其小，忘形爾汝，促席談諧，吟詠繼來，揮毫驚座，樂哉！”可見，古代文人雅集往往在觴詠談諧中忽略禮法，自由揮發(fā)，從而揮毫落墨，技驚四座。談諧是文人雅集中協(xié)調(diào)氛圍、拉近彼此距離的一種潤滑劑，是文人們放松心情、活躍思維的助力器。（作者：王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轉自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wǎng)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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