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分析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要求與理辨高質量、高水平、內涵式發展理念基礎上，提出高質量重在關切高等教育整體滿足實際需求的價值與能力，并基于“價值涌現”整合性框架，從功能、結構、要素角度進行高等教育體系系統建構。針對當前高等教育“顯性指標繁榮”與“內在能力貧瘠”反差，提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應堅持立德樹人、促進知識發展與推動社會進步，并實現從“適應”到“支撐”再到“引領”的功能涌現，致力戰略科技力量形成與發展。遵循高等教育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的應然邏輯，認為在布局結構上應從結構失衡向均衡對焦過渡；類型結構上應從同質內卷向多樣共生發展。最后，強調推動基于工具理性的管制向基于價值理性的治理躍升，以校長管理專業化為關鍵節點，激活高校內外部治理體系；以基層學術組織重構，激活學術心臟地帶等方面，探討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要素激活。
關鍵詞：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價值涌現；多樣共生；價值治理
“高質量發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關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高質量發展不只是一個經濟要求，而是對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總要求；不是只對經濟發達地區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區發展都必須貫徹的要求；不是一時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須長期堅持的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明確要求，如何把握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建設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系，切實發揮高等教育先導性、支撐性、引領性作用，是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面臨的首要問題。
一、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基于“價值涌現”的整合性框架
“高等教育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其內部各部分具有內在的相互依存關系”。從體系角度看待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既需植根高等教育政策話語，也要基于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路徑與價值取向。
（一）高等教育政策話語嬗變：從“高水平”到“高質量”
我國高等教育經過規模發展，現已逐步邁向提高水平、提高質量與內涵發展的階段。《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樹立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教育發展觀，注重教育內涵發展，鼓勵高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2012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促進教育公平與質量提升，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分類建設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內涵式發展、內涵發展、高水平大學、提高高等教育質量、高質量，這些政策話語集中體現了我們對高等教育“數據增長”式發展的反思。
隨著“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目標與要求的提出，高等教育到了必須質量發展的階段，我們需要首先理辨“質量”的內在規定性。“質量”是物理學的基本量綱，在社會科學領域體現為物體價值屬性滿足需求的程度。如國際標準化組織提出組織的產品和服務質量取決于滿足顧客的能力以及對有關的相關方預期或非預期的影響，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不僅包括其預期的功能和性能，而且還涉及顧客對其價值和受益的感知。經濟學的質量指產品能夠滿足實際需要的使用價值特性。“質量”主要反映了事物價值特性滿足實際需要的程度，即質量事關價值的實現與滿足。
因此，“高質量”重在關切高等教育整體滿足實際需求的價值與能力。“高質量”與“高水平”“內涵式發展”等理念既有充分聯系，也有顯著差異。“高水平”相對側重體系內部的同類型事物比較。“內涵式發展”則是一種發展路徑選擇。規模、質量、結構、效益、公平等的不同結合表現出不同綜合效益，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是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上述五個變量的協調統一發展。有學者認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第一階段是擴大規模，第二階段是提升質量。可見，內涵式發展可指向規模，也可指向水平，亦可指向質量。當內涵式發展指向“高質量”，主要審視高等教育體系滿足實際需要的整體價值。“高質量體系”與“內涵式發展”密切相關，可理解為目的與路徑的關系。
（二）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路徑選擇：從離散到系統
高等教育從“高水平”到“高質量”，需要政策引領，也需體系的力量。一個體系的特點表現在整體性與協同性、層次性與關聯性、動態性與開放性。高等教育發揮體系作用，需逐步轉換離散式路徑，構建整合框架。
1. 體系的價值涌現：高等教育功能的整體性與協同性。系統是由許多部分所組成的整體，所以系統的概念要強調整體。高等教育體系的整體性與協同性，需關注高等教育作為一個整體的價值涌現（Emergence）。涌現即體系在運作時所呈現的東西，整體涌現強調“整體大于其各部分之和”，即指整體具有而其組成部分以及部分之總和不具有的特性。高等教育在發展路徑選擇上，需要戰略層面的整體部署，克服以指標為導向的形式主義式離散發展。這需要我們從系統的價值涌現角度思考高等教育體系的功能問題。
2. 體系的價值嵌合：高等教育結構的層次性與關聯性。系統要做到高效運行，需要把諸多差異性的構件協同運轉起來，相當于為各個子系統配置最優的系統參數和權重，盡可能減少系統的摩擦成本，提高系統的輸出效率。因此高等教育體系既強調整體創新供給，也事關不同層次、類型的大學。不同層次、類型大學在發展路徑選擇上，既強調分工與差異發展，也要加強協同與關聯發展。這需要我們從系統的價值嵌合角度思考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問題。
3. 體系的價值激活：高等教育要素的動態性與開放性。系統的性質取決于要素的結構，而在一個動態結構的系統中，結構的好壞直接由要素之間的協調體現。動態性與開放性要求高等教育體系與其他社會子體系之間互動交流，強調在與外界互動的同時，對體系內部進行動態優化。動態性與開放性要求大學辦學過程充分分析與對接需求，與其他系統形成自適應的調試機制。也即Crawley教授認為的大學自適應性（Adaptable University），強調以“知識交換”響應社會需求。這需要我們從系統的價值激活角度思考高等教育體系的要素問題。
（三）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價值轉變：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
我國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具備了提供超大規模高等教育的容量與能力。隨著內涵式發展的深入，我國高等教育在科研經費、學術論文產出方面大幅提升，在世界各大學排行榜上表現亮眼，“雙一流”建設成效顯著。應該說，以“找到大學發展的顯性指標參考系，講究效率實現快速發展”為特色的“工具理性”主導價值，為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進一步發力打下了堅實基礎。
但需警惕的是，“工具理性”發展價值取向下，當前高等教育體系也存在結構失衡、功能紊亂、力量分散與能力不足等問題。大學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的獨特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大學“高分低能”現象凸顯。一是“人才短缺”與“就業難”同時存在。盡管各行各業對創新性人才十分渴求，大學畢業生現已突破千萬，但大學生就業始終是一個重要民生問題。二是“論文多”與“創新少”。科研經費與學術論文大幅增長，但大學科技創新能力仍嚴重不足，特別是重大創新成果匱乏。三是“排名高”與“貢獻低”。大學在各類排行榜上不斷進步，但高等教育發展對社會發展、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處于較低水平，在攻克關鍵核心領域“卡脖子”技術面前捉襟見肘甚至束手無策，難以支撐科技自立自強與國家高質量發展。
高質量發展階段迫切需要高等教育體系的整體價值涌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方向要同我國發展的現實目標和未來方向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是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價值理性”的根本遵循。
面對當前高等教育“顯性指標繁榮”與“內在能力貧瘠”，我們需在總結“工具理性”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持續思考與統籌把握高等教育的“價值理性”，并從宏觀定位、中觀協同、微觀運行層面對高等教育體系進行系統性變革。
二、從適應到引領：體系的功能躍升
體系最鮮明的價值涌現即功能。加快構建國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互促雙循環新格局，在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中貢獻戰略科技力量，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應有怎樣的功能定位，應發揮怎樣的系統涌現？
（一）功能涌現：從“適應”到“引領”，致力戰略科技力量形成與發展
一個國家的強盛都是先成為教育中心而后成為科技中心。高等教育體系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乃至國家創新發展具有先導性作用，如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追逐“無止境前沿”，產生了高達80%的美國主導新興產業。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在不同發展階段貢獻了鮮明的創新嵌入性。
當前我國整體創新能力提升顯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GII2021），我國居全球第12位，但其中“人力資本與研究”維度（包含高等教育）則居全球第21位。總體上看，高等教育體系的創新效能與國家戰略需要尚不適應，整體上還較缺乏對焦國家戰略需要、對接戰略資源、整合戰略力量；中觀上結構失衡，缺乏高等教育體系頂層設計和整體規劃，高校定位同質化現象嚴重，不同類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體系中缺乏科學分工與協同；微觀上力量分散，碎片化較嚴重，高校缺乏基于科學定位的戰略規劃，未能形成基于戰略定位的科技創新體系，更未形成學科有效會聚與協同創新機制。
科技自立自強戰略支撐下，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在功能上需逐步實現從“適應”到“支撐”再到“引領”的升級。一方面，將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設放在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全局考慮，建立知識生產的全鏈條，針對可能被“卡脖子”的技術領域、產業領域，進行戰略性布局與建設，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為主體，協同不同類型高校與其他創新主體，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持續建設中國特色的“戰略牽引、系統集成、協同高效、充滿活力、反應敏捷”高校戰略科技力量；另一方面，逐步轉變知識生產方式，擯棄同質化、跟班式、指標化、自娛性、碎片化“被動適應”研究，發揮高等教育“源頭性、支撐性和引領性”作用。
（二）功能指向：堅持立德樹人、促進知識發展與推動社會進步
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首要滿足學生成長成才需要，這是高等教育實際需要所蘊含的“培養邏輯”。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育的根本問題，也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根本，高質量教育體系是將方向性放在首位的教育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應國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能力這個重點，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構建首要的就是圍繞國家戰略，堅持立德樹人，辦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體系化提高人才培養能力，優化各類型、各層次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全過程的分工與合作，滿足學習者充分成人成才的不同需要。
基于高等教育哲學“認識論”的觀點，高等教育的實際需要包含“知識邏輯”，高等教育作為探究高深學問的場所，滿足人類認識世界、延展知識邊界的需要。從亨利紐曼眼中的“大學是教授普及知識的地方”，洪堡治下的“科研與教學相統一”，弗萊克斯納的“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到克爾的“多元巨型大學”，大學“知識維度”從“單向有限知識傳遞”（Knowledge Transfer）向“延伸知識傳遞”“知識交換”（Knowledge Exchange），甚至向知識生產模式Ⅲ、四螺旋等理論闡釋的“知識共演”（Knowledge Co-evolve）逐步遞進，知識交互主體日益多元，知識涌現特征明顯。
基于高等教育哲學“政治論”的觀點，高等教育的實際需要包含“服務邏輯”。高等教育需服務于國家戰略、社會發展，滿足人類改造世界、提升創新能力的需要。服務社會是大學的第三使命，學術創業則表征大學主動服務社會的第四職能。Etzkowitz教授認為“創業型大學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機構”，Douglass教授認為旗艦型大學對知識基礎型創新區域至關重要，Chatterton教授認為參與式大學對區域（特別是社區）具有錨定作用。這些都反映了大學作為知識創新高地，在引領社會進步方面的主動作為。
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核心功能指向是“培養邏輯”“知識邏輯”與“服務邏輯”的統一，是“全面發展”“窮理盡性”與“經世致用”的交互升華。因此，“高質量”凸顯高等教育體系引領“人才進階”“知識進展”與“社會進步”特性，這就包括學習者全面發展，人類認識世界，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及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的需要。
三、從同質到生態：體系的結構優化
高等教育是一個復雜的、多層結構的開放系統。不同類型大學需有不同定位，高等教育體系整體也需要有一個多樣共生的開放結構。
（一）布局結構：從結構失衡到均衡對焦
高等教育布局結構問題涉及高等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集中體現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公平關切。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不同地區對從“有大學上”到“有好的大學上”有著相同期待，需要我們繼續審視高等教育的布局結構。
1. 國家與區域布局結構標尺。高等教育體系的國家與區域布局結構標尺主要觀照部屬院校與地方院校布局，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布局，東西空間布局。部屬院校與地方院校的布局與分工，根據《2020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數據，我國部屬院校（含其他部委院校與教育部直屬院校）共計93所，撥入經費共計139315120千元，地方院校共1914所，撥入經費共為106505105千元。占比95%以上的地方院校在撥入經費的整體體量上比較“拮據”。如何在“粥少僧多”局面下統籌考慮部屬院校與地方院校布局？地方院校需要結合地方特色，自主創新，主動變革；而部屬院校要在學校各項事業上高標定位，切莫在人才培養、科研布局與社會服務市場方面對地方院校產生擠壓。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布局上，同樣需要根據學校特色，保持定力，各司其職，形成配合。東西空間布局上，經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2012—2020）》《關于加快中西部教育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等重點政策扶持，“東強西弱”的區域差距正不斷縮小，但仍需持續完善。
2. 區域與省域布局結構標尺。高等教育體系的區域與省域布局結構標尺主要觀照區域集聚與省域特色，省域高教體系與區域創新體系。一方面，我們已經形成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為代表的區域發展增長極，跨省域的城市群聯動發展需要特色鮮明、類型多樣的大學群作為智力引擎。因此，跨省域的區域內如何實現高等教育資源的共享，以學科群聯動推動大學互動，形成競爭與合作態勢，進而形成良好共生生態，成為當前高等教育體系布局需考慮的關鍵變量。另一方面，省域高等教育體系仍未能實現與區域創新發展的良好互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需要高等教育的創新活力。大學與區域共生，引領區域創新發展是重要路徑，但當前部分省域高等教育仍未能較好匹配區域發展的地位與定位，如2021年全國GDP排名第三、四位的山東省、浙江省，在“雙一流”建設高校數量上都僅為3所。
（二）類型結構：從同質內卷到多樣共生
1. 一流泛化與升格沖動。《教育規劃綱要》強調“促進高校辦出特色，克服同質化傾向，形成各自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但經過10多年發展，高等教育體系仍深陷無序競爭與內卷趨同的漩渦。從地方院校到職業院校，從綜合型大學到行業性大學，高校熱衷于“趨高”。“一流”本是百里挑一，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理應不該是不同類型大學的相同追逐目標。評價指揮棒的整體壓力，排行榜的潛移攀比，高校盲目升格引致的“一流”泛化，這些造成了高等教育結構紊亂。
能競爭的東西是相似的，而創造性產生的是不相似的東西。當一個機制特別依賴競爭，就引導人們去做相似、趨同、低水平的研究工作。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應該放在高質量發展，這是建立在科學分類基礎上的多樣化高質量發展。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絕不僅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還應包括世界一流高職院校，世界一流地方院校，世界一流行業特色高校。
2. 分類引導缺失。高等教育的分類引導機制亟待建立，這需要從類型結構的科學分類開始。應根據承擔國家戰略或者對接區域需求的不同角色與定位，來區分高等教育類型，具體可分為四類：①研究型大學，緊密圍繞科技自立自強，重點從事基于國家戰略驅動的基礎研究，旨在“0-1”原始創新領域取得突破；②創業型大學，這類大學在科技創新與學術創業之間尋得精妙平衡，既要“頂天”從事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研究，亦可“立地”面向經濟主戰場，利用自身學術資本積累形成應用與輻射；③應用型大學，這類大學教學和科研以服務地方為宗旨，培養地方需要的應用性人才，產出地方需要的應用性成果，開展滿足地方社會需要的各種服務活動。④技能型大學，這類大學根據社會發展需要深耕人才培養，當前職業本科應較明確地與應用型本科在生態位上形成錯位發展。
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調整需要沖破“低水平”的無序競爭，持續涵養適合不同類型高校競相發展、百花齊放的生態環境，形成“研究型-創業型-應用型-技能型”共生譜系，讓各類大學從容發展。而關于分類引導的具體機制，需從類型結構的科學劃分，各類高校的基準設定，各類高校最佳實踐的區別展現（包括資源配置、組織轉型與演變路徑等），分類評價機制的科學設定等方面進行理論界與實踐者共商。
（三）行業結構：警惕行業性消亡與綜合化濫觴
高等教育結構從學科角度看有行業性大學與綜合性大學的分野。我國行業性大學自1950年左右建立以來，經歷“行業養大學”階段，再到管理權劃轉，如今面臨轉型的分化趨勢。當前呈現出行業性消亡與綜合化濫觴的怪象，制約了行業性大學的科學發展，也限制了行業性大學作為高等教育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創新發揮。
行業性高校轉型發展的主要趨向是多科性，盡管有的學校聲稱要發展成為綜合性大學，但從其學科專業靜態結構和動態體系來看，離綜合性大學的辦學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事實上，行業性大學非但是離綜合性大學辦學要求尚有距離，其本身就不宜選擇綜合性大學的發展路徑，而應遵循自身發展規律，以優勢學科為基礎建設學科生態群，與行業緊密互動取得發展，而不是學科種類的無序衍生。
（四）職普結構：辦學類型的區別與學歷層次的融通
高等教育結構一個最基本分類是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職業教育的本身邏輯是依據社會職業分工，甚至包括學術其實也是一種職業。國外高等教育體系在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二元結構”方面有典型經驗，如德國傳統大學為學術型高校，高等專業學院為職業應用型高校；英國大學分傳統大學與“新大學”；法國高等教育體系分“大學校”和綜合大學、短期職業技術學院兩大體系。獨立的“二元結構”保障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各司其職。
倘若將職業教育辦成學術性、研究型，這是對職業教育本身邏輯的極大否定。職業教育的“升格”沖動不應展現在辦學定位的“趨高”，而應在學位層次、學習經歷上做更多“立交橋”式的職普銜接。近年來我們在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做了許多探索。2019年2月國務院發布《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指出“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當前，從“分流”到“分類”再到“協調”進一步彰顯了職普結構需要在類型上清晰區分，同時要在學歷層次上進一步融通。
四、從管制到治理：體系的要素激活
功能上的引領，結構上的調整，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建構還需內部要素的充分激活，以保證體系運轉的持續動力。激活高等教育體系的內部要素，需要加快推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逐步實現從基于工具理性的管制到基于價值理性的治理躍升。
（一）治理邏輯：從工具治理到價值治理
從管制走向治理，實質上是生產關系的調整，目的是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管制追求基于工具意義上的效率優化，治理則強調基于價值意義上的效能提升。
1. 價值治理作為一種價值引領的治理方式。“五唯”指揮棒下的運行邏輯，崇尚“簡單”“高效”，高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甚至現在仍存在持續狂熱追逐大學排行榜位次、ESI排名、SCI文章數量等方面的表現。這些任務項項分解，層層下發，高等教育管理簡化為“數字游戲”。表面上看，高校各個層面任務達標，但在面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產生對人類發展有重大貢獻的成果方面束手無策。對于世界一流大學的追求，表現為指標、能力、價值的三重境界。三重境界下會產生不同邏輯的管理方式。價值治理正是我們突破以工具治理為基本邏輯的指標化發展，轉而向能力發展、價值引領階段躍升的一種治理邏輯。
2. 價值治理作為一種共識性治理方式。價值治理強調從強制性向共識性理念的轉變，在供給產品、治理主體、行為方式上傾向于一種精神的、無形的、柔性的“軟治理”。共識性治理邏輯下，如何提升多元主體的自主性、協同力以及資源共建共享？有學者認為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倒逼大學治理理念、模式、手段的更新，以數智化引領、撬動、賦能治理現代化，從區塊鏈+塊數據的角度，加強數據共享，促進相互信任，推動大學共同治理實現有效治理。但是共同治理面臨著主體參與治理的能力不一等諸多工具性障礙，如何以大學價值為牽引，在價值治理中凝聚共識，是激活體系要素的關鍵。
（二）以校長管理專業化為關鍵支點，融通高校內外部治理體系
建構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需要在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基本框架中加以把握，即“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這一框架下如何實現治理要素激活，從根本上來說，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外部治理中政府過度管制化和內部治理中過度行政化的問題。由于校長是我國大學內外部治理結構中各種主體和關系的交匯點，因此，以校長管理專業化為切入點，推動大學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要素激活的關鍵。
以校長管理專業化為切入點，推動大學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兩層面要求。一方面，政府管理大學校長的專業化，以及校長在管理大學過程中的專業化。政府管理大學校長的專業化意味著政府從專業化分工的思維和知識生產的內部規律審視和對待校長的權力，授予校長在大學管理方面的專門權力，并對這種權力進行剛性化確認和規范化保障；另一方面，校長在管理大學過程中的專業化意味著校長必須具備勝任現代大學管理的專業素養，能夠深入了解大學治理的結構和過程、多元化的治理主體以及整體的制度性。以校長管理專業化為關鍵支點，有效融通高校內外部治理關系，促進大學創新要素呈“松散而蓬勃”狀態流通互動，驅動高質量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建構。
（三）重構基層學術組織，激活學術心臟地帶
高等教育體系創新活力的激活，關鍵是通過學術生產關系改革促進學術生產力提升，向基層學術組織要活力。通過基層學術組織心臟地帶的激活，帶動大學整體創新。這里的學術生產力是基于博耶“四類學術”意義上，包括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職能的整合。
重構基層學術組織，提供有利于學術生產力激活的學術生產關系，一方面要聚焦關鍵核心領域，建立貫通的“戰略-學校-學院-基層學術組織”的戰略牽引、對接與傳遞機制；另一方面，依據學科特點規范基層學術組織的建制，強化高校開展跨學科集成攻關研究，挖掘高校“產學研用”創新會聚能力。根據學科特點做出規范，厘清不同建制的基礎學術組織關系。特別是針對具有引領社會發展的顯性學科領域，宜做開放性制度設計。
腳踏實地，久久為功，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需要我們從功能、結構、要素角度進行系統建構與持續建設。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這將是一份時代的答卷。
【宣勇，浙江外國語學院黨委書記、教授，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四屆學術委員會委員；翁默斯，通訊作者，浙江工業大學現代大學制度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2年第9期
